秦开美,42岁,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语文代课教师,已在代课教师的身份上度过26年。如果不是因为6月10日发生的一场劫持人质事件,至今她仍默默无闻。如今,一场命运的转折开始了,秦开美的身份接连转变——教师、人质、英雄、楷模。而此前,因为是代课教师,秦开美两次被政策清退,后因学校缺人而被召回。(6月17日《新京报》)

代课教师,救人英雄,道德楷模,这三个词之间看似并行不悖。但细思,总有种“一把辛酸泪”的感觉。身为道德楷模,面对危险,能够勇于拿自己的生命换回52个孩子的安全,可以说,秦开美老师的师德极佳。而根据记者对学生的走访,秦老师善于发现每位学生的优点,每天都在班里表扬大家。“秦老师的课讲得好,班级成绩经常名列前茅。”镇上不少领导都想把孩子安插进她教的班。

就是这样一位教学水平优秀、勇于牺牲自己的老师,却始终只能“代课”,拿着正式教师二分之一不到的工资,不享受寒暑假的工资待遇,没有任何保险福利……秦开美勇于救人的事件发生后,当地宣传部门将其树立为英雄楷模,她不断地接受采访、进行演讲、汇报。可此前秦开美曾两次因为年龄问题,被当地规定的代课教师转正硬条件拦在了门外。这回,她的英雄事迹一出,邻居们纷纷认定,“她这次出名喽,肯定能转正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据潜江市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秦开美的转正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

出了名才能转正,看似是秦开美的幸运,实际却是和秦开美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千万万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代课教师群体的悲哀。据说,秦开美很少和其他同事说话,“也许是出于身份上的自卑。”代课二字,成了刻在代课教师群体身上的红字。同样是教书育人,干着同样的活儿,受着相同的累,付出着同样的心血,却从身份上低人一等,这让人情何以堪?

对于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应是设置重重门槛,让考试转正成为悬在他们面前的胡萝卜,而是应该设计出更加科学、有人情味的方案。

6月10日上午，身带自制炸药、手枪和汽油的农民张泽清闯进秦开美的课堂，将她和52名学生劫持。秦开美与其周旋，主动担当人质，说服张泽清让所有学生安全撤离，事后被网友称为“最美女教师”。然而，业务出众的秦开美，身份一直是代课教师。在其职业生涯26年里，秦开美错过了两次转正，一次是年龄太小，一次因年龄太大。除此之外，她还被学校清退过两次。（6月17日《新京报》）

在其“代课老师”身份没曝光之前，所有的剧情都是向着一部非常主流的英雄剧而去的，只是，无论是先前的报道者，还是现在的诸多看客，都“只猜到了开头，而没有猜到结尾”。因为当其“代课老师”的身份被曝光，这部影视剧的剧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偏转，在瞬间变成了无比现实的悲情剧。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在法律意义上，我国已无临时工、正式工的区分。并且在待遇上，临时工也好，正式工也罢，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编制，即便没有编制，也应该和体制内的同事“同工同酬”，即便没有“同工同酬”，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可是，直到去年，秦开美的工资仅仅才1400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优秀、本分的老师，竟然两次因条件不符而错过转正。还有更悲催的，秦开美老师还有两次被辞退的经历。现在，当地相关部门似乎醒悟了。当地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秦开美的转正问题正在讨论，已经提上了日程。”

值得玩味和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在讲台上奉献了26年的老师，需要通过英雄主义的事迹来完成转正，正常与否？或者要问，秦开美做出英雄式的举动是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的体现，这无可厚非，但对于这样一位好人的待遇却无法让人感受到应有的温暖，问题出在哪里？

【勿让英雄总以悲情动人。当我们赞美秦开美“责任与担当”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与勇气”去倾听更多代课教师的辛酸？】

如果不是湖北潜江校园劫持事件，代课教师秦开美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身上布满荣耀光环。此前26年，她是一名代课教师，转正无望。

面对身带自制炸药、手枪和汽油的劫持者，秦开美主动充当人质，冷静地与“恐怖分子”周旋，成功让所有学生安全撤离。她被网友评为“最美女教师”，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

在充当人质的40分钟里，秦开美只有一个身份：教师。她像蜡烛一样，情愿燃烧自己，护佑学生。客观讲，这确实不是每个教师都能做到的。可以说，秦开美的壮举，是在为教师正名，是为教育正名。

可是，秦开美仍然只是一名代课教师，她最早月薪只有250元，后来涨到700元，到去年才涨到1400元。她的收入只有体制内教师的一半，也享受不到寒暑假的工资待遇及各种保险福利。代课教师身份，伴随着秦开美26年，折磨着秦开美26年。她曾两次错过转正机会，一次是因为年龄小了，一次又是因为年龄大了；她也曾两次被清退，随后被召回。

一场校园劫持事件，成了她命运的转机。如今，政府为秦开美组织宣讲活动，并量身定做了“爱与勇气”“责任和担当”的主题。身份转正也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被校长认为是“课讲得好，班级成绩经常名列前茅”的老师，被同事评价是“善良、尽职”的老师，这个深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老师，这个连当地不少领导都想把孩子安插到所教班级的老师，在用生命来捍卫教师尊严之前，身份始终无法被制度认同呢？这到底是制度的耻辱，还是权力的耻辱？

勿让英雄总以悲情动人。在秦开美的身后，到底还有多少代课教师，在撑起中国教育的天空？到底还有多少代课教师在承受着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歧视？当我们赞美秦开美“责任与担当”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与勇气”去倾听更多代课教师的辛酸？我们到底能不能反思在对待代课教师问题上，违背了多少公平正义，丧失了多少人文关怀？

不要在面对问题时，总把症结归结为体制，很多时候，这其实就是在推卸责任。更不要在分享收获和荣耀的时候，习惯性地要将一切揽到权力手中。特别是，把一个人当成棋子来美化成神，更多时候也只不过是想用荣光照亮自己罢了。

秦开美说：“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做了最普通的事。”高尚的人格，根本不需要贴过多宏大的标签。一句朴素的语言揭示出：只有教师，不应有代课教师。他们一样于三尺讲台之上，捧出一颗心来。代课教师，不应再成为时代的悲情英雄，应该及时归还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单士兵

6月10日，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身带自制炸药、枪支和汽油的农民张泽清闯进课堂，将女教师秦开美和52名学生劫持。秦开美与其周旋，主动担当人质，说服张泽清让所有学生安全撤离。事情经媒体报道后，秦开美被誉为“最美女教师”。

与秦开美的感人事迹同时引发关注的，还有她已经长达26年的代课教师的身份，以及两次“被下岗”、又被召回的尴尬经历。

是的，解读“最美女教师”，可以有若干个角度，大爱无疆、临危不惧、勇敢沉着、舍生忘我……然而，在这若干个美好当中，代课教师这重身份却如同一个美丽乐章中不和谐的音符，略显扎眼地存在着。代课教师，这个本应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背后所承载的若干无奈、委屈和艰苦，让公众对于英雄秦开美的打量，多了一重视角，残酷而真实。

一面是接受鲜花与掌声的英雄，一面是没有名分的教师身份；一面是舍生忘我，感动国人，一面是工资微薄、处境艰难。两种境地、两重感受，交织在秦开美的身上。

和秦开美一样，依然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坚守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还有不少。他们没有医保、缺少培训、收入微薄，看不到转正的希望，却始终坚守在乡村学校，支撑着娃儿们的读书梦。尽管早在多年前，教育主管部门就已经通过符合条件的转正、不符合条件的给予适当补偿后辞退等方式，为一部分代课教师“正名”，但碍于编制有限、经费紧张、大学毕业生不愿去乡村就业等多方面的原因，将代课教师重新请回讲台、继续代课的现象仍在各地普遍存在。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义举，或许秦开美的代课教师身份多年后仍不会被关注，甚至不会被发现。而有关代课教师这一敏感话题，也还会继续成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忌讳”，难以推动解决。

当代课教师成为英雄的注脚，尽管带有悲情的色彩，或许，也是幸事一桩。尽快理顺教师编制与身份，为代课教师中的优秀群体“正名”，不让代课教师成为教师队伍建设之殇，这次，是一个极好的契机。

在汽油、炸药、手枪和匕首的威胁下，她有着连丈夫都意想不到的沉着。当了40分钟人质，她成了52名学生与“恐怖分子”之间的稳压器。如果没有秦开美先期稳住劫持者，当地警方亦很难顺利展开布控和救援。此前，秦开美本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湖北省潜江市浩口第三小学语文代课教师。尽管教学出色，但两次被政策清退，后因学校缺人而被召回。（《新京报》6月17日）

据说，秦开美的转正问题目前正被当地政府讨论。但不得不说，要不是有了临危不惧的故事，教学再出色的秦开美，恐怕也难改变代课人员的身份。26年教学生涯里，秦开美错过了两次转正，一次是年龄太小，一次因年龄太大。甚至校领导也坦言，秦开美很少和其他同事说话，“也许是出于身份上的自卑”。没成英雄的时候，在福利与薪资面前，她只能是“代课教师”；而一旦义举惊天，赶场似的报告会上，她就成了“人民教师”。

其实，秦开美之前，还有不少“代课教师”的故事：2011年9月7日，彝良发生5.7级地震，角奎镇发达村云落小学坍塌，代课教师朱银全用手刨出7名学生，被称为“最美代课教师”；2012年5月8日，黑龙江佳木斯市十九中教师张丽莉在车祸中，为救学生而受重伤，致使双腿截肢，事后公众才知道她也没医保、没编制……更惊悚的是，去年9月，媒体曝云南昭通一代课教师疑因25年教龄不被认定而自杀，此事再度引发社会对代课教师这一群体生存现状的关注。

但很多时候，关注未必能改变什么。代课教师作为部分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历史现象，至少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地方政府怠于法定责任，不给转正。譬如不久前，河北沧州700名代课教师成“黑户”，引发罢课抗议。有人算了笔账，如以700人计算，一年为县财政“省”下的教师工资支出，为1505万元。

二是由于待遇及发展空间等客观因素，少数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很难吸引优质师资。譬如去年《人民日报》消息称，“基于偏远农村师资力量匮乏等实际需要，云南仍然在岗的代课教师还有１万多人”。

制度设计对代课教师的认识，也经历了多次转身。2006年，教育部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正式教师资格。此后，故事与事故不断。2010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未听说今年是清退全部代课教师的最后期限。”及至2011年，教育部等4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重视代课教师在历史上的贡献，对解决代课教师待遇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尽管不再提“清退”，但不少代课人员就像秦开美一样，清退了再召回，再清退了再再召回；更多人还不如秦开美，并不起眼的一点辞退费就打发了代课的青春。

秦开美的故事改变不了更多代课教师的命运，地方政策可以为一个秦开美“破格”，但更多同样秉性良善、教学尽心的“秦开美们”，其一生如何能等到这样见义勇为的机会？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根本没有“代课教师”一说。首先，大多国家明确规定教师是国家公务员、教育公务员或者公务雇员，教师职业待遇得到充分保障，在日本、韩国、法国、德国，一般将教师定位为公务员或教育公务员。而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公立中小学教师虽不是公务员却是政府的公务雇员。

其次，国外学校大多有教师委员会或者教师工会（有的是教师家长委员会），教师如果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教师工会将维护教师的权利，反对对教师的不公。很难想象，在强大的工会力量面前，会出现“代课教师”现象。

再次，国外学校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和评价，假如政府（学校）聘用不合格的教师，充当“代课教师”，家长肯定是不同意的。另外，教育监管部门，也不会允许学校出现不具资格的“代课教师”——法律明确规定教师从业者必须具有相应资质，那么，不具资质者担任教师，就是违法之举。

与国外对比，我国于1994年颁布的《教师法》虽然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可是这一法律条文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这是由于对教育投入不够所致，“代课教师”也是教育投入不足的历史产物。

要解决代课教师的历史遗留问题，以笔者之见，我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要求政府部门必须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给教师群体充分的职业保障。与此同时，要在中小学成立独立发挥作用的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学校的办学决策、教师聘任、考核、评价，不能就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而应该听取教师和家长的意见，像“代课教师”转正，应该听取家长和学生的意见，如果家长和学生认为“代课教师”完全合格，甚至优秀，为何行政部门要将他们赶走，或者继续用“代课教师”之名侵占他们的合法权益呢？

□熊丙奇（学者）

【倘若没有被劫持事件，秦开美还是会和其他代课教师一样，在学校里“话不多”，领着1400元的薪水，面临随时下岗的危险。】

在农村，这几乎是代课教师的共同命运。26年的代课生涯，秦开美已经想通了。她和丈夫朴实地相信命运，相信“命里无时莫强求”，甚至觉得自己42岁的年纪，人生已经尘埃落定，“我们都快入土的人了”。

但转折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节点到来了。

采访中，我常产生错觉。同事、领导、朋友异口同声，都褒奖秦开美教学成绩出色、关爱学生，但他们都有意无意避开了一个核心事实：这么一位优秀的老师，居然要面临随时下岗的威胁，要忍受与同事间巨大的不平等。

在秦开美家里，我看见了一摞荣誉证书，证明着同事领导所言非虚：秦开美的教学成绩出色，甚至不少镇领导都会主动找到校长，要求把孩子调到秦开美的班级。

面对抛出的代课教师的问题，秦开美已经学会了打太极，“学校领导很照顾我，对我很好，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不一样”。我相信这种回答乃出于某种保护心理，因而无需苛责。

其实，秦开美远比媒体呈现的更真诚。她承认曾为“转正”焦虑，但考虑到自己确实不符合政策，又没有更多“门路”，于是就淡然了，相信自己“没有转正的命”。

秦开美并非没有离开的机会，但她选择留下，因为“不知道自己除了教书还能做些什么”。这让我相信，更多仍然愿意以代课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的人，可能更热爱这份职业。

当地政府相关人士告诉我，秦开美的转正问题已经在讨论中。“不止是因为这件事，她做了26年教师，确实贡献很大”。问题在于，这种弥补仍然是以“特事特办”的方式实现的，潜藏在秦开美命运转折中的那些不公正，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我想通过代课教师秦开美这几天内的“奇幻经历”来阐述一种现实：一个尽职的、善良的、有水平的教师，却只能依靠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来摆脱“非正式”的名分。

不少人呼吁为秦开美转正。但她转正了，其他的人呢？恐怕她这种“华丽转身”的方式难复制。因此，通过秦开美事件，我们期待代课教师群体所承受的“不公”能得到更及时纠正。

□胡涵（新京报记者，6月17日报道《代课女教师成为人质之后》）

【校园安全只能来自于安保制度产生的必然性,所以,社会在关注英雄、关注榜样、关注事件处置过程的同时,还要关注很多校园安保制度可能存在漏洞这一普遍性问题】

6月10日,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发生一起劫持事件。歹徒携带炸药、尖刀和汽油,进入正在上课的六(4)班教室。被劫持老师向歹徒提出:“我自己留下做人质,请求您让学生离开”。随后赶来的镇纪委书记王林华主动提出当人质,并成功交换老师。11时许,歹徒将汽油泼到王林华身上,手指按向与爆炸物相连的打火机上。指挥员命令开枪,当场击毙歹徒(6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位老师甘愿做人质把危险留给自己,这位纪委书记更是在紧要关头主动做人质将老师交换下来,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老师和纪委书记都表现出了人性的光辉。而在千钧一发之际,现场指挥员当机立断,命令狙击手果断开枪,当场击毙歹徒,由此给死亡危机画上了句号。整个过程干净利落震撼人心,对于老师和纪委书记表现出的勇气,社会给予了高度赞扬,老师和纪委书记的担当精神也成为了社会广泛传颂的正能量榜样,而同时公安部、湖北省领导批示对潜江警方的处置情况亦给予了肯定。

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给予他们应有的褒奖是众望所归,因为这样以自己生命安全为代价铸成的榜样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稀缺品质。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不能缺少榜样的引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行为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这一起劫持事件,而更大的意义则在于对社会是一种唤醒。这使社会看到了走出概念范畴而进入实践层面鲜活具体的正能量形象,从而使正能量的概念不再抽象。因此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褒奖,褒奖他们就是对社会正能量的有效激发,也是对潜存正能量土壤的必要耕耘,而耕耘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使这种社会的稀缺品质不再稀缺。

是这次劫持事件给了社会铸就榜样的机会,所有人质被安全解救,但这只是一种万幸,而不是一种必然。因为榜样并不一定能必然地改变可能发生的可怕一幕,而穷凶极恶的歹徒也不会必然地听从榜样的谈判安排,无论现场处置多么得当,也包裹在极度不确定的危险之中。歹徒是非理智的,他们不一定会给现场这样的安排机会,哪怕是情绪稍稍失控,手上一哆嗦,即使只是歹徒自己的不小心,也不会是现在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为了学生的安全,宁愿没有铸就这种榜样的机会。

对于歹徒来说,校园里存在着他们需要的某种机会。歹徒竟然可以携带爆炸装置一套、手枪和管制刀具各一把、六瓶矿泉水瓶装汽油进入学校中正在上课的课堂,而学校是一个有安保人员把守的地方,歹徒为什么能够携带如此大量的危险物品长驱直入课堂呢?这说明,是这个学校的安保漏洞给了歹徒这样的机会。校园安全靠的是万无一失,而不是不确定的“万幸”。但如果这个安保制度漏洞不被社会关注,而只是将目光落在这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上,那么校园安全就还会靠“万幸”保佑。

校园安全只能来自于安保制度产生的必然性,所以,社会在关注英雄、关注榜样、关注事件处置过程的同时,还要关注很多校园安保制度可能存在漏洞这一普遍性问题。

10日上午,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内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由于处置得当,除犯罪嫌疑人外无人伤亡。事件中,教师秦开美和乡镇党委副书记王林华为保护孩子争当人质的行为,受到网民热捧。

任何针对无辜群众的暴力行为都应受到谴责。面对歹徒,老师一边安抚罪犯一边疏散学生并把自己当人质,救出了学生；官员勇担道义,换出了老师。记者注意到,期间还有派出所所长和民警也争当人质。应该为每个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当事人“点赞”。

在一些人眼中,官员和教师一度处于被标签化、妖魔化的行列,但秦开美和王林华面对危险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告诉人们:害群之马毕竟属少数,社会上正能量依然是主流。

在赞扬正能量的同时,网上也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一些网民说:“他们不算什么,因为有公安在场,要是我,也敢去当人质。”说这些风凉话的人,纯属“马后炮”,从某种意义上是得了“红眼病”,与其歪歪,还不如在现实生活中多做一些好事。

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惨剧,不管是谁挺身而出去当人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单从这点来看,为救孩子甘当人质,体现了责任与担当。

面对草根人物因“正能量”走红,一些人犯“红眼病”,吐两句槽也情有可原,但请不要亵渎了正能量,因为它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推动力之一,每一点滴“正能量”都值得呵护,每一点善行都值得“点赞”。

【在很多时候,我们用愤怒代替了反思,进而以为用谴责与惩罚就可以减低犯罪概率】

6月10日上午,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内,60岁男子张泽清潜入一间教室劫持女老师秦开美和52名学生,威胁引爆自制炸弹。秦开美主动要求做人质救出52名学生,赶来的镇党委副书记王林华又挺身而出替换出女老师。警方接警后迅速到场,在谈判无效且男子情绪失控即将点燃爆炸物时,警方狙击手连开4枪,将其击毙。全校千余名师生被及时疏散,无人受伤。

涉身险境,舍己为人,秦开美、王林华因此获得网民一致点赞。除此之外,也正如网民所说,对于任何指向孩子以及无辜者的暴力,都罪不容赦,也都绝不原谅。面对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事件,这是应当早有共识的底线认知。也只有在这种底线之上,来反思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及原因,才更有价值。当然,反思从来不是一种张目,而是一种警醒。对犯罪的谴责,从来都不能代替或遮蔽对犯罪行为的反思。

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连篇的事件报道中去看清那个叫作张泽清的歹徒的面目时,却一再发现它显得那样模糊不明。这个“歹徒”的年纪多大?许多报道均表示张泽清60岁左右,而在此前当地公安部门向各学校下发的预警通知中,他的年龄是65岁左右。他为何闯进了学校?来自警方的通报会称,张泽清曾因盗窃罪、非法制造枪支及故意伤害罪两次被判入狱,此次作案是出狱后仇视社会的报复行为；而在一些媒体报道中,则有土地问题若隐若现。张妻表示,张泽清和村支书许某为村里土地纠纷多次发生冲突,许某女儿许某慧在该校当老师,孙子也在该校读书,张泽清去学校想找这两个人“闹影响”。

“我镇许桥四组有一张姓男子,年龄在65岁左右,身高1.65米左右,头发短,皮肤偏黑,常戴一助听器,因涉枪涉爆事件,被刑事处罚过,心生不满,扬言要报复学校、政府、法院等”。这是当地公安在4月29日向各学校发出的通知。如果这些特征是准确的,那么张泽清的“画像”则是清晰的。但是这种生理画像显然不能包括真实的行为画像。对于张泽清而言,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他之前两度被判入狱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此次到底是什么让他铤而走险?警方通报所回避的而媒体报道所提及的土地纠纷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又为何在张泽清历次上访之后仍没能得到解决?

人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关注到的一点是,潜江这个以极端方式危及公共安全的人,是一个年逾六旬的歹徒。同时据媒体介绍,张泽清家里经济条件较差,他性格孤僻,和老伴儿在浩口居住,儿子在北京打工,常年不联系。这不仅是一个贫穷孤寂而有残障的老人,也是一个贫穷孤寂而有残障的老年极端犯罪嫌疑人。我想知道的是,在犯罪社会学研究者眼中,又如何为他画一张像?

任何理由都不是报复社会的理由,但所有的报复社会行为却都有它自以为是的“理由”。这正是犯罪社会学研究的目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去正视那些频发的危害公共安全事件,那么就不可绕过对于犯罪行为的社会学反思。然而在这个向度上,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学界,似乎都着墨无多。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用愤怒代替了反思,进而以为用谴责与惩罚就可以减低犯罪概率。这也导致那些最终被我们称为罪犯的人群,他们的面孔不仅在起初是模糊的、遥远的、隔膜的,而且直到最后也仍是如此。

那个叫张泽清的歹徒,会得到一张社会学意义上的清晰画像吗?我不知道,不过或许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承认,“6·10”潜江小学劫持案并非“暂无人员伤亡”。在四声正义的枪响那一刻,这个社会,的确有一个人死了——他叫张泽清,年逾六十。

6月10日，60岁男子张泽清潜入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劫持女老师秦开美和52名学生，威胁引爆自制炸弹。秦开美主动要求做人质救出学生，随后镇党委副书记王林华又替换出女老师。最终张泽清被狙击手击毙，全校师生无人受伤。

“让孩子们离开，我留下来”、“不曾多想，我知道我必须上”。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教师秦开美与镇委副书记王林华的勇气让人钦佩。

据了解，针对劫持者张泽清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但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以威胁他人生命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诉求，这样的行为都是懦弱而卑鄙的。在劫持事件解决后，社会舆论固然应当探讨张泽清如此极端的深层原因，但无论原因为何都不能成为同情他暴力行为的理由。有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孩子，有的人却试图拿孩子的生命作谈判筹码，仅从道德层面而论，两者人格有如云泥之别。

在主动充当人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非凡的勇气。炸弹随时引爆，秦开美选择留下自己让孩子们逃出，不仅源于教师保护学生的天职，更彰显了年长者爱护年幼者的社会伦理和人性之美。而随后与秦开美“接力”的镇委副书记王林华，也体现了地方官的责任与担当。

此外，我们也不应忽视镇委书记、当地派出所所长、校长及其他老师均提出过以自己交换人质，在危险面前不是往后退，而是争先恐后往前冲，社会正能量得以弘扬。与之相比，曾引起巨大争议的“范跑跑”们，号称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对丢下处在危险之中的学生毫无悔意。两相对比，精神境界高下立判。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智慧。当张泽清表露行凶意图后，学生们惊慌失措，秦开美则十分冷静地一边向窗外的同学使眼色示警，一边安抚班上同学不要害怕，安排大家先做作业，既避免造成意外伤害，也没有刺激凶犯情绪导致情势恶化。

老师、镇干部、校长、派出所所长……平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社会一员，在劫持案中展现如此勇气和智慧，无论如何赞颂也不为过。但在表扬之余，我们更应思考在个人闪光之余，应让危机应对走入制度化轨道。首先，不少地方都拟出台相关条例，规定在突发情况下教师有责任保护学生。尽管这一观点仍存争议，但形成社会讨论的热烈氛围已让更多人加深了这一方面的认识。其次，尽管突发事件难以预料，但学校、公安部门等还是应尽可能做好应急预案，哪怕不乏同样愿意牺牲自己拯救学生的教师、官员，我们也不希望学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若同样事件发生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希望看到同样合理适当的处置方式。

【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基层教师和干部的勇毅担当，带给人们更多的道德信心与勇气】

“我自己留下做人质，请求您让学生离开”，“我来换，行不行？”6月10日上午，湖北潜江浩口镇三小发生的一幕幕至今令人震撼。

面对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人，在场的小学女教师秦开美提出，放开被劫持的50多名小学生，自己留下来做人质。女教师独自一人成为人质后，闻讯赶来的几名镇干部又与歹徒谈判，放开女教师，由他们来做人质。最终，镇党委副书记王林华替换了女教师，在危急时刻与犯罪嫌疑人周旋，直至警方狙击手果断开枪击毙歹徒。

这电影般的情节与画面，惊心动魄。尤其震撼人心的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女教师到镇干部，毫不犹豫地一个接一个地上，要求自己来当人质，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正是通过挺身而出、接力当人质的行为，这些基层教师和干部，他们的勇毅担当，他们的无私奉献，感动了无数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很多网友点赞：老师换学生，书记换老师，满满的正能量。

潜江市委宣传部领导告诉笔者，女教师秦开美是位代课老师，今年40岁，月工资才1400元，也是两个女儿的母亲。至于镇干部们，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身处基层，大事小情都得亲力亲为，风里来雨里去，承受着很大的工作压力，常常受着种种委屈。这些基层的老师和干部，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但在那一刻，他们却交出了无比精彩的人生答卷，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代课女教师为了学生首先“豁出去了”，选择让自己留下，传递了老师对学生的大爱。教育的责任和精神，在那一瞬间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三位镇干部争着要求替换女教师，让自己成为人质，这是血性男儿的选择，更是党员干部的担当，一样令人动容，他们不愧为基层干部中的佼佼者。

有句话说得好，“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候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去”。呵护未成年的孩子，是成年人的责任；保护妇女，是男人的天职；关爱群众，更是党员干部的职责。面对危难之中的小学生，成人不出来呵护，还叫成人吗？连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保护不了，要党员干部干什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刻，被这几位英雄的基层教师和乡镇干部，演绎得具体、生动，扣人心扉，激荡人心。他们传递出来的正能量，极大地感染了公众。

榜样就是看得见的哲理，这种舍己为人的道德境界、“向我开炮”的英雄主义气节，历来为我们民族所崇敬和景仰。在全社会大力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当下，潜江发生的这感人一幕，既是风气向好的一种表现，也带给人们更多的道德信心与勇气。对普通人来说，生死考验固然很难遇到，但筑造起道德大厦，不正需要扶起老人、扶助弱者、关爱他人等日常努力么？每个人都担当一点，每个人都尽一份责，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好。

心中有正义，人人是英雄。人生在世，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正义感和道德律就是我们心中不可停摆的指南针。

【对此类个案的关注不能仅停留于责任的彰显，它带给社会的警示是：在舒缓日益紧张的矛盾冲突上，我们除了采取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外，能够提供什么机制？】

近日，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发生劫持事件，60岁男子张泽清潜入教室劫持教师和52名学生，威胁引爆自制炸弹，被警方击毙，无其他人员伤亡。

单就处置而言，面对带着刀具、汽油和自制起爆装置进入小学教室的嫌犯，在情绪激动地往人质身上泼汽油的情形下，警方的处置无疑是一次成功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有效执法。无论从哪方面判断，嫌犯针对小学生人身安全的威胁都是令人后怕的，其人身危险性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刑事犯罪。

整个事件中，我们见到了难能可贵的伦理和责任彰显：先是语文老师秦开美主动替换学生做人质，随后镇党委副书记王林华替换老师充当人质。这两番替换无需拔高过度解读，但的确体现出教师和官员对自身职业伦理和责任的遵从：教室里，老师就是学生的监护人，将学生从恐惧和危险中解救出来是教师的责任所系，这是对地震中教师弃学生于不顾的伦理失衡的矫正；而官员替换教师，则体现出在应对公共安全危机时，官员对于作为普通公民的教师所负有的责任。

在社会矛盾冲突激烈的背景下，我们对此类个案的关注不能仅限于责任的彰显，它带给社会的警示是：在舒缓日益紧张的矛盾冲突上，我们除了采取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外，能够提供什么机制？事件发生后，媒体都在深挖嫌犯为什么走上不归路，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格偏激的因素，但在多次上访的过程中，即便其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但他的情绪与不满，有时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平台进行及时、充分而有效的吸纳的。

从目前来看，究竟是出狱后仇视社会的报复行为，还是因为与村支书有征地纠纷的偏执之举，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但不能回避的是，当地警方其实对此事有一定的预防。“这事我们提前是有预防的”，今年4月底，当地公安部门就已向各中小学及幼儿园下发过通知，要求加强安保。既然意识到嫌疑人对于公共安全尤其是校园安全的危险性，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政府部门为何不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呢？难道真的不能将嫌疑人从不归路上挽救过来？

纸上谈兵是轻松的，实际的矛盾化解可能极为复杂困难。不过无论如何，一个生命的消逝，除了见证执法的有效性之外，也折射出化解矛盾平和手段的实效。这一点，或许是我们在进入矛盾风险期所特别需要警醒的。

近日，在湖南娄底救人的河南籍英雄殷晓非的灵车驶抵河南南阳，众多闻讯起来的青年汇聚在高速路口迎接英雄魂归。河南团省委追授他为“河南省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由于殷晓非家庭非常困难，身后老母幼子缺乏照料，团省委专门成立志愿者“一对一”帮扶团队，设立“青年英雄殷晓非专项救助基金”，资助抚养殷晓非年幼孩子成长成才。（6月10日《人民日报》）

“湘豫共动容，千里送英雄”，表达了人们对殷晓非的追思和他见义勇为行为的推崇。英雄已逝，如何褒扬这种见义勇为精神，让他孤援无助的贫困家庭生活下去，让英雄年幼的孩子成长成才，已然成为摆在社会公众面前的现实问题。

面对类似问题，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尽管政府给见义勇为者以很高的荣誉和奖励，公众纷纷慷慨解囊，但仍难以给予他们及其家庭今后生活切实有力的保障。毕竟“奖杯当不了饭吃”“救急易救难难”，于是，“热热闹闹一阵子、凄凄惨惨一辈子”“流血又流泪”，成为了一些见义勇为者及其家人陷入困窘的写照。

人生几何？没有谁敢留贸然估价，即便给出个天文数字也是对生命的大不敬。见义勇为英雄们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甚至献出宝贵生命，这种行为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今时代，既有像殷晓非这样见义勇为英雄行为“最美”集中绽放的沁人芬芳，也有对“花期”稍纵即逝的顾虑不安。所以，我们不仅要赞美“最美”，更要尽最大努力呵护“最美”。

让有道之人扬眉吐气，引领社会风尚；让牺牲英雄身后无忧，成为大众楷模，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次河南省有关方面，在给予殷晓非很高层面精神奖励的同时，并没有采取过去常见的一次性奖励、发动公众捐款捐物等救助形式，而从实际出发、着眼长远，通过“一对一”帮扶、设立专项救助基金的办法，保障了英雄家庭日常生活、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必要支出。这是对见义勇为家庭的人文关怀和持续扶助，更是对殷晓非的最好纪念方式，打造了褒扬见义勇为精神的时代样本。这个可复制、可借鉴、易推广的样本，彰显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英雄负责到底的责任担任，不仅弘扬了社会正气，而且解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给“最美”之花的持续绽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当然，给予殷晓非家庭专门帮扶、专项基金，只是褒扬见义勇为精神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见义勇为者以自己的行为保护了社会公正、道德底线和人们平安的生活，理应由社会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财政如何兜底，立法层面如何推进，已经成为保护见义勇为英雄们合法权益的当务之急。

6月10日上午9点10分许，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一男子手拿疑似爆炸物劫持老师，赶来的镇副书记要求劫持自己将老师换出，警察在11点左右将歹徒击毙。歹徒留下的疑似爆炸物被当地公安部门排爆。（相关报道见A15版）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理由，挟持师生谈判寻求诉求，行为极其恶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的。从相关报道的简单“勾勒”中，我们能够得出嫌犯的基本状况：犯罪嫌疑人张某为退伍军人，因盗窃和私造枪支两次入狱，去年刚刑满释放；日前因村里征地的补偿款问题和宅基地划拨问题，与本村党支部书记许某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冲突……

按照学者于建嵘的说法，土地问题纠纷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尽管劫持案仍在调查中，更多细节有待公开，仅以当前呈现的信息看，这次劫持事件，正是这些理不清的征地纠纷事件中，被极端、激烈呈现的一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如此大背景下，从中央的部署，到不少地方表现出的过分热情，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各地正如火如荼。

而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平度征地血案，还是其他类似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介入或主导的“好经念歪”导致的多发、激烈的征地纠纷从未停歇，极端性案件、群体性事件更是一再挑战着公众关注的神经。以潜江小学劫持案为例，犯罪嫌疑人张某拥有极端型人格自不待言，但不难想象的是，若非在征地纠纷中，嫌疑人与本村党支部书记许某发生的“严重的矛盾冲突”，已激化到起码在其自己看来“不可调和”的程度，想必其不会选择用劫持师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征地纠纷中这样激烈的矛盾冲突，现实而言是普遍的存在。按照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去年10月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大型数据：在全部被调查样本中，全国有16％的家庭至少经历过其中一种拆迁情况；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全国约有6430万家庭在最近一波的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更细的数据是，2013年国家土地督察公告显示，督察发现，14个城市存在征地补偿不到位、安置不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保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拖欠征地补偿安置费用19．82亿元，未落实社保资金2．41亿元，涉及19517人。

但具体到征地改革层面，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到上位法《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虽历经多方不断呼吁和复杂利益博弈，目前而言，何时“出笼”仍属未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充分重视眼前问题的解决：具体到当下，要进一步严明纪律、普及常识，杜绝专家告诫的“一些地方政府容易把经念歪，以为城镇化又可以大规模拆迁征地”，在新型城镇化征地过程中切实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另一方面，大而言之的征地改革必须快马加鞭，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出台和《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必须明确具体的时间表。

一句话，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完善制度保障之下，如若“农民权利可保留，农民选择要尊重，市民权利可享受，农民产权可交易”的理想能够尽早照进现实，所有因此而爆发的极端案件、事件，自会大幅减少。从平度征地血案到潜江小学劫持案，裹挟其中的暴戾、血腥与残酷，亦会因此而得以有效纾解。

李记（河南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