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2月29日报道，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

福利院接收了这些孩子，带来了很大的是争议。有人认为，弃婴是绝对的违法行为，是一种间接杀人行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甚至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

其实这种争议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日本、韩国等地出现弃婴岛的时候也引起过很大的争论，结论都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说说大道理是非常容易的，但看待问题不能只是说而是要看怎么做。无论弃婴是不是违法行为，无论我们怎么评论遗弃孩子的父母，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即现在有着大量的年轻父母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偷偷地将自己的孩子遗弃，这些没有责任心的父母有时确实是没有能力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有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得了先天性大病父母无力医治，而有些则是意外来子不想要的。

每个家庭都有难言苦衷，作为孩子的亲生父母，走到弃婴这一步必然是因为已经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与其放在家里是死路一条、放在马路上可能不会被人发现或被猫狗啃咬，放在这个官方建立的温暖的安全岛中至少一定会有人收留还有可能获得正规的救助。即使最终还是因为先天原因无法生存下去但至少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够得到临终的一点温暖和关怀。而其中的另外一部分孩子还能够在福利院的救助下长大成人。从这一点上来说，福利院的弃婴岛的设置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们的最佳选择了。

笔者非常赞同当事福利院的一句话，“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一句简单的话里面充满了睿智和善良。虽然这一行为虽然可能会纵容遗弃甚至变相将遗弃合法化，但至少能够让那些即使不纵容也会被遗弃婴儿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救助。

生命是无价之宝，生命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岛，无疑将会导致那些必定会被遗弃的孩子的生命更悲惨地走向终点。

其实，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关键在于要消除父母的顾虑，即高额的、可能是无止境的救助投入，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也许是无力救助的，但政府的力量却是巨大的。政府更应当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来提供相应的补助手段来帮助那些父母有能力去抚养救助这些孩子，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经费让医院有条件应该对先天畸形、患重病的婴儿免费救治。只有让孩子的父母们看到孩子有生存的希望，才能避免他们弃婴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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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弃婴“安全岛”，里面有张铺了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32.7摄氏度的保温箱，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座弃婴“安全岛”展示了社会良心。尽管弃婴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是被遗弃的婴儿并没有错。他们虽然因故被自己的父母所遗弃，社会却不能遗弃他们，给弃婴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保护措施，符合文明社会要求。

弃婴是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的社会问题，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会遇到同样问题。据悉德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弃婴安置场所大多位于教堂和医院，这样的举措得到了政府鼓励。因此，我们也理应支持这一做法。

有人可能会说，弃婴是违法行为，建弃婴“安全岛”是为弃婴提供方便，这会鼓励一些人违法弃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必须明确，建弃婴“安全岛”只是为被遗弃的婴儿提供方便，并非为弃婴者提供方便，随时随地弃婴对弃婴者才更“方便”。

事实上，有了弃婴“安全岛”并没有“引诱”更多人弃婴。建弃婴“安全岛”后，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75个，低于往年同期接收的弃婴数。倒是安全岛发现的26名弃婴中，18名最终活了下来，而以往丢在福利院附近的弃婴入院后存活率不足50%。其积极的社会效应显现。

人性化管理社会，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人性化管理社会不能以管理服务的对象有所不同，而采取选择性对待。人性化管理社会的品质，是现代社会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品质，并非来自管理服务对象一方。对于生命的敬畏，不能因为是弃婴或犯罪分子，就可以有所例外。别人不仁，社会却不可以不义。况且被遗弃婴儿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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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日，“弃婴安全岛”屹立在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门外。这个仅有2.5平方米大的安全岛，里面有张铺了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32.7摄氏度的保温箱，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这里共生活过26名弃婴。（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在此后日子，弃婴安全岛的数字或增或减，很少有人说得清。但每个弃婴，都代表着一段不幸的身世、一个被剥夺寻根权的生命，还有一个终生歉疚的父母存在属于我们不知道的角落。

有人认为，弃婴是违法行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甚至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但也有很多人像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在纠结中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

韩金红的理由，也正是“弃婴安全岛”需要存在的逻辑：不管出于什么缘由，与其让遭遇不幸的幼小生命在路边命悬一线，不如设置弃婴收容箱，给予他们生存下来的基本保障。或许弃婴收容箱未必合乎法理，但这样一个取名为“安全岛”的小箱子，至少给那些被遗弃的小生命些许的温暖和光亮，守护住人性关怀的底线。

至于弃婴箱是否会鼓励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逃避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宁愿相信，这些父母忍心丢弃怀胎十月的亲骨肉，一定面临极大的困境和压力。至少那些选择将孩子割舍在弃婴箱里的父母，总是希望被自己遗弃的小孩，以后会被送到福利院、或被好心人收养，不至于使幼小生命沦落在不为人所发现的角落里。

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希望的宝贝，他们有被爱、被照顾以及在适当环境中长大的权利。尽管为人父母抛弃嗷嗷待哺的婴儿，残忍之举或可涉及贫困、病疫、伦理、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但只要有社会，有生育，就难禁弃婴问题。弃婴现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弃婴安全岛”所引起的争议，承载的不只是简单的罪与罚。

或许，消减弃婴问题，需要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减少贫困和培育更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以及让更多的人群能更理性地看待家庭、生育和生命。但弃婴作为人类社会抹不去的伤疤，围绕弃婴的争论会继续，救助弃婴的做法也会继续。弃婴安全岛的争议，只会告诉我们，只要还有弃婴，我们就有责任去关注，并努力推动相关社会机制的完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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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弃婴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中国青年报》2月29日）

就是这么一个只有2.5平方米的专门接收弃婴的小屋，却引来很多争议。网络媒体在转载这则报道的时候，统统把标题改为《石家庄福利院设弃婴接收设施 被指鼓励遗弃行为》。网络媒体已经从标题中表达了对“婴儿安全岛”的褒贬立场。当然，从“人人都喜欢坏消息”的心理角度出发，放大“弃婴安全岛”的负面效应，从质疑的角度“预设立场”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关注度。

“弃婴安全岛”到底是在尊重生命还是纵容遗弃？我更认同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的说法，“既然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先不说“弃婴安全岛”参照了德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这些国家安置弃婴的经验，单单放在我们身处的现实中，仅仅靠一个“犯法”远远无法杜绝弃婴的存在。那些生活境况不如意的人们，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远远还未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这其中有观念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

报道中石家庄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举的一个例子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几年前，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他们来自农村，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因为“在家里是死路一条，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

既然无法阻止弃婴的发生，那么，与其把孩子遗弃在难以被人发现的角落，不如设置一个专门的设施来保护他们。与那些躺在纸箱里或者编织袋里甚至遭到流浪猫狗啃食的弃婴相比，“安全岛”里的弃婴是不是更幸运一些？

至于说“弃婴安全岛”的存在会不会“鼓励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变相纵容弃婴行为，其实完全可以用事实作答。据新闻披露，“弃婴安全岛”设置以来的2011年6月至11月间，共接收婴儿21名，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低于前两年。这说明，“弃婴安全岛”的存在，并没有诱使“不良父母”增多。而且，“弃婴安全岛”也明显提升了弃婴的救治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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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否认那些对于“弃婴安全岛”的质疑，它至少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并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无论有多么高尚的理由，伦理不是只靠说讲或关在书斋里讨论就能济事的。伦理学说需要直面社会，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如果脱离了现实境况，仅仅从纸面上或者哲学意义上讨论伦理道德，那么我们很容易钻进死胡同，碰到现实难题时，伦理难免陷入悖论。

想起两年前“天津重症女婴被父亲放弃治疗”的新闻。该女婴在出生时就发现患有肛门闭锁、多发瘘、肾积水、心脏卵圆孔未闭等先天缺陷，在医院里接受了13天的治疗仍未有好转迹象，医生已经确认女婴治愈的希望不大，孩子的父亲决定放弃治疗。但是，爱心志愿者强烈反对女婴父亲的做法，他们强行将女婴带到北京救治，结果将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地。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强调伦理的高标准，以至有某种道德洁癖。比如，看到酒店等场所免费放置安全套，就认为是纵容色情交易，不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漠视现实的艰难，单纯地放大爱的伦理，只可能将道德架空。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狠心、不负责任的父母，不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遗弃自己的骨肉；即便是再发达再文明的国家，弃婴也难免存在，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那么关于“弃婴安全岛”的指责是不是可以更理性一些，简单地将其置于“鼓励纵容遗弃行为”的指责中，并不一定能证明自己对生命有多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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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婴首先是人，不应将“弃婴安全岛”作为减少或鼓励弃婴社会行为的因素来考虑。

石家庄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婴儿安全岛”，7个月来接收弃婴26名。福利院该举措被质疑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个国际上也有争议的话题。争议的来源是：救助弃婴，给弃婴行为带来法律权利和心理责任上的困境。

在法律方面，如果放置在专门的收容箱中，警方还有没有权力寻找弃婴的母亲并追究之负责？在心理方面，有人提出，遗弃可能遭受的痛苦恰是责任的来源，减轻罪恶感就是减轻责任，从而纵容违法。

尽管有社会争议，类似的举措还是在普遍应用。如在非法移民盛行的英、美等国，有专门为非法移民提供生存帮助、争取人权的组织。一些吸毒者帮助组织甚至提供干净的注射针具和轻度的毒品（如美沙酮），进行“替代治疗”。

如果无法制止偷渡，可以保护偷渡者基本人权吗？如果无法杜绝吸毒，可以帮助他们不要染病吗？如果还不能实现没有弃婴，可以给孩子一个存活机会吗？

这个选择像问题本身一样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但它告诉我们：第一，非“至善至美”更是常态，可以深入伦理探讨，不要简单否认它的意义。

第二，人权没有条件。偷渡者、吸毒者、弃婴，他们首先都是人，不是任何社会目标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比如对弃婴以生存权利来看待总是适用的，而不仅将他作为减少或鼓励弃婴社会行为的因素来考虑。

第三，政府和社会有不同角色区分，社会有更大宽容性和空间。比如在政府针对弃婴、吸毒、偷渡问题立法，引进更多解决措施的时候，社会帮助一个、几个被弃的婴儿，减低吸毒者染病的机会，缓解非法移民的痛苦，胜于一无所为。

非至善之善，并不为问题的存在提供更多的借口；但它也在复杂社会中，提示着问题解决的多视角选择。

□贾西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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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2月29日大众网）

看完新闻，想想那些遭到流浪猫狗啃食、身上还爬着蚂蚁弃婴，越想就越感到“婴儿安全岛”设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再仔细一想，主动设置、半年如一日收养孩子服务社会，不就是现在提倡的学雷锋吗？

尽管国家和社会反对遗弃孩子，并从法律上进行限制，但现实中，受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影响，一些父母无奈还是把孩子遗弃了。其实，遗弃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些父母遗弃孩子的行为跟设立“弃婴安全岛”没有什么关系。即便设立了“弃婴安全岛”，又有哪个父母没灾没难地就愿意把亲生骨肉交给别人？

遗弃孩子有罪，但被遗弃的孩子没罪。相对那些孩子被丢弃在大街上，遭到流浪猫狗啃食、身上还爬着蚂蚁而无人管，设置“弃婴安全岛”可谓是人道之至，既保证了弃婴的安全，又利于社会和谐，绝对“是喜”不“是悲”。因为有多次弃婴被放置在门外的经历，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能主动设置“弃婴安全岛”，尽管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就是一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举措。

雷锋精神的特点比较多，其中主要特点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做好事，而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设置“弃婴安全岛”后，不管严寒酷暑，值班人员每两小时巡逻一次，最终保证了26个弃婴得到妥善救助。有人说设置“弃婴安全岛”是作秀，而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作秀。如果有人能做这样的秀，我们都举双手欢迎。

毋庸置疑，“弃婴安全岛”是一项创举，更是雷锋精神在当今社会的弘扬。但是，拯救社会上众多的弃婴仅靠石家庄一个“弃婴安全岛”是远远不够的，“弃婴安全岛”急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让更多被遗弃的孩子得到有效救助。同时，“弃婴安全岛”还需要制度支持，通过对弃婴救助管理的制度建设，尽最大可能的保障弃婴的合法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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