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接受调查的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1900多名居民中，仅两到三成表示信任陌生人。时隔一个多月，这一信息引起的震荡和反思还未结束。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也用不着拿具体数据作支撑。不过，信任指数跌破底线的判断仍然具有不小的冲击力。

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加深。蓝皮书内的表述或许显得抽象。回望我们的生活，现实场景切片不一而足。

为买到放心奶粉不得不海外代购；去银行储蓄担心各种不当收费；陌生人问路搭讪怀疑其居心不良；想伸手帮路人搬行李却怕被误当小偷……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企业机构、政府的行为、动因判断，总不自觉地倒向质疑，“阴谋论”逻辑大行其道。

以前，关于重建和恢复社会信任，有很多的提法和建议。现在更加重大的问题是，在这种互不信任的背景下，我们还怎么讲改革，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又怎么去实现？

拿改革来说。改革承担着重建信任基石的作用。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信任，改革从何谈起？最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问题盘根错节，因此不能寄望短期内根除问题。应当说，这类表述其实是客观的。而实际上，一些有步骤性的改革探索，专门领域的研讨，不同阶层的博弈讨论，也已经或正在通过不同途径展开。可这些努力没能在更大程度上抵消来自民间的消极解读。

改革所涉的利益分配，需要的正是公平博弈以及随之聚合的向心推力。从这个层面来看，一旦没有信任，驱动改革的巨大力量就难以形成。另一方面，民众的不信任情绪，又会反过来让改革者失去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对改革可能带来的情绪反弹的恐惧，掩盖了对改革释放正能量的预期。如果说在商业领域，互不信任会导致交易成本提高甚至“双输”，那么呈现于改革领域的此类情形，对应着受信任危机影响的高昂“政治成本”。

扩大到发展的其他层面，不信任所致的成本叠加、效能降低并不鲜见。过去所说的良好发展环境，总将环境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实则缺少了对人心环境的认识。退一步来看，即使一个地区符合四个维度上的指标要求，也很难确保长期稳定的发展。因为社会由人所构成，本质上，处理任何事情是与人打交道，架空人心因素所创造的“良好环境”，发展最终会在相互提防下受损。

更进一步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信任度高低，不仅影响经济实力、政治风气、社会文明、文化品质，而且还影响一国在全球中的竞争力和形象。这些年，中国社会乃至东方社会都或多或少在社会信任度上受到猜疑和不好的评价。

可以看到，信任危机不仅是道德语境下的重要问题，作为形成社会合力的基础，它更关系到国家社会能不能实现、怎样实现既定目标。信用缺失带来的是严重的、全方位的、深层的负面影响。一个信用缺失的国家必然缺少足够的发展动力，一个信用度低下的社会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