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近日南京大学提出110周年校庆“序长不序爵”：不看官衔大小，以长幼排序。南大校庆办表示，“我们要办的不是一个政治校庆，而是一个学术校庆、绿色校庆和人文校庆。不以官衔大小排序，这体现的是一种尊重。所有在南大学习生活过的校友都应该是平等的。”此举引发网友一片褒扬声，认为体现了真正的“大学精神”。

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校庆是校友的聚会，有类于乡党活动，序齿不序爵，符合传统道德规矩，受到舆论肯定是当然之事，特别是在大学行政化严重、舆论久已不满的背景下。

其实，序齿还是序爵，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都承认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排定座次，以实现特定场合的秩序化；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主张的标准不同而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实现秩序化的合理标准？

任何由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集体，都需要解决秩序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找到合理的秩序化标准。孟子认为合理的秩序化标准有三个：爵、齿、德，显然限定过于狭窄。至少，才能和责任就是另外两个合理的秩序化标准。“唯才是举”的用人观赞同以才能作为秩序化的标准。在击毙本·拉丹的后方指挥部，美国总统奥巴马坐在边上，负责指挥行动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准将Marshall Webb坐在中间，呈现的则是一种以责任为标准的秩序。儒家和墨家在历史上曾经势均力敌，但墨家却从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就迅速销声匿迹，终至湮没无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墨家标举的无差别之爱，无法成为社会秩序化的有效标准，而儒家主张的等差之爱，却能够为等级社会提供有效的秩序化标准。

判断某种秩序化标准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符合这个群体主流认同的根本价值观。因此，同样一种秩序化标准，在群体价值观改变的情况下，很可能从合理变为不合理。比如，在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中，权力大小是构造秩序的合理标准，而权力的大小又总体取决于拥有这种权力者与权力中心即专制君主的爱的距离，这就是传统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天下为一氏一姓之天下，皇帝有权对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进行垄断性配置。而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政府必须对公民权利给予平等关照，因此传统社会普遍使用的权力标准，不能再成为现代社会秩序化的合理标准。

一种合理的秩序化标准可能在主流价值观改变时变得不再合理，也可能在适用领域和场合改变时变得不再合理。适用于击毙本·拉丹的后方指挥部中的那一秩序标准，如果移用到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就不再合适了。

正是由于没有根据现代平等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要求及时调整社会政治领域的秩序化标准，我们的政治系统才盛行着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满含着对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居高临下、脱离公众的强烈不满。正是由于将原本适用于官僚系统的等级秩序标准错误地移用于教育系统，我们的各类学校才陷入行政化深渊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