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和平县和平中学在即将举行90周年校庆之际提出了“指导性捐款”思想,当地政府要求校友及财政统发人员给予捐款,如有人不捐,则要求各单位将名单上报。那么,这种所谓“指导性”,其实就是“强迫性”。从连日来此事备受当地关注与争议且被认为“圈钱”来看,此举很不得民心,不是有人给市委书记信箱发信质问了吗?

把校庆当成变相“圈钱”的良机,肯定不是和平县的发明,也不是只有他们才这样做,但是,他们那里出了一点“新意”,一个是政府出面,再一个就是把“圈钱”的圈子加大了直径,蔓延到了“财政统发人员”,并且“胃口”太大。看看他们制订的“两类五个级别”,级级加码,一般人员还只是“捐”100元以上,校友200元以上；到副处级干部,就要“捐”3000元以上,校友5000元以上。这就是城中欢庆,同样“殃及池鱼”了。印象之中,和平县还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一个校庆就要掏出3000、5000,对那些虽然处级但两袖清风的干部来说,不啻于被摊派的一笔巨款。这样来看,他们的做法不受到舆论抨击才怪。

其实,即便是对待曾经学习、生活、成长于兹、与母校情愫深厚的校友,也不应该搞什么“指导性捐款”。上个月,陈平原先生在参加母校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时论及了“校友与大学文化”,很值得一读,尤其是已经操办或准备操办“指导性”的后来者。陈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表彰杰出校友、建立校友网络、募集办学经费,这些都是校友会活动论及的多个层面,但不能仅仅停留在此,对校友的定位也不只是成为“募捐的对象”；否则,“人家会说你这大学太没理想,嫌贫爱富。爱富可以理解,但嫌贫不应该。那些没钱没力的校友,关键时候能为母校叫声好而不是踩一脚,那也是一种贡献”。这里的“大学”,置换成“中学”未尝不可。自然,倘若来个“我没理想我怕谁”,属于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某初三学生在《下个世纪回母校》的命题作文中写道,那时的他成了大款,坐着豪华轿车回到母校,“校长、老师夹道欢迎,漂亮的女秘书为我打开车门,我昂首阔步走进校门”。这学生当时被校方怀疑是在开玩笑,其实,这正是我们的校庆风气在他心灵里留下的阴影。不少校庆时风光无限的人物,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校友相聚被异化成“资本”的炫耀。对这个问题,陈平原先生借用了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重视著名校友与冷落非著名校友,不应该截然对立起来。而把校友划分成三六九等“捐钱”,功利性显然升了一级。

国家重视教育,各级学校的硬件上去了,但诸多教育界奇闻显示,软件还差得远。学校一旦变成以功利衡量校友,势必会极大地伤害校友对母校寄托的情感。政府插手和平中学校庆的“圈钱”做法,当为后来者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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