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个悖论式的困境：谁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主管者和运作者？公平地说，今天中国没有哪个主体天然地具有超越全社会一般诚信程度的公信力，中央全会和国务院会议都把政务诚信问题明确提出来了，这说明传统的“以吏为师”的、把官员视为诚信楷模的观点，已经动摇，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入诚信建设的局面，确为不可否认的现实。

但同样现实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牵头的主体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外在制约的诚信体系就无法建立，建立之后也无法实际运作。在法制尚未健全、普遍守法尚未成为全社会现实的情况下，由掌握着公权力的行政部门来启动诚信建设，是打破那个悖论式困境的唯一出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务院出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得到公众广泛而良好的反应。

需要政府官员记取的是，公众对政府推进诚信建设的呼应，不但反映大家对政府仍然抱有信任——这是政府一切工作的道义基础；同时也表明国民迫切希望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身先士卒”，为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中央文件关于各方面诚信的排位中，政务诚信是放在首位的，这体现了中央对国情和民心的感受和把握。牢牢抓住这个牛鼻子，认认真真地把诚信水平搞上去，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最初就获得最大的公信，是全社会的期待。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