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相当突出，人们十分不满。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诚信在不在、道德有没有，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话题。若说消失殆尽，中国历来又不缺“忧道不忧贫”的君子；若说都还健在，何以扶不扶老人都成了“技术难题”？当下热议的“小悦悦事件”，足以窥见民意的敏感与惶惑，正如王小山微博所言：什么事都扯道德，好像谁比谁强多少，责任都还没厘清——第一责任人是监护人，然后司机，然后法律，然后才是别人……当道德大棒挥舞向路人时，不过路演了一次张牙舞爪的“失德恐慌”。

然而，承认诚信缺失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譬如，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就认为“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道德判断要分主流和支流，从中国经济发展等事实上看，国人主流道德风貌良好。道德是否滑坡，事实胜于雄辩。王先生的逻辑鼓舞人心，也不是毫无道理，毕竟“仓禀实而知礼节”。问题是，“仓禀实”是“知礼节”的必然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如果钱多了就能论证道德尺度水涨船高，洛克菲勒就不会慨叹“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了。

诸多现实问题，都与“诚信缺失”有渊源。一是市场层面的商业欺诈、制假售假，今年《小康》杂志发布的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二是学术层面的不端不正、虚报冒领，中国科协调查显示，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过半数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三是存在于部分公权层面的失公失信，资源分配中与民争利的行为、某些官员私德领域无底线的表演……凡此种种，都是社会诚信缺失的铁证。

知耻近乎勇。承认“诚信缺失”需要的不只是直面的勇气，还须有刮骨疗伤的硬气。客观地说，经济转型带来的道德转型总会经历阵痛，公众冀望的是整个社会风气由上至下的渐次好转。市场经济无所谓原罪，逐利思维也非洪水猛兽，关键是如何在奔向利益诉求的路上，整合起优质而稀缺的诚信资本，并妥善经营、放大存量，以此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锁定在秩序与原则的坐标之上，并有力消弭人口大量流动带来的陌生感与不负责任感。知道丢了诚信，总比穿着“皇帝新衣”以为既遮羞又美观来得强。某种意义上说，承认“诚信缺失”是最难得的诚信，也是社会迈向诚信与法治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