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建郑清双方对峙，战争大多是在沿海地区和海上进行，战争胜败很大程度上靠双方水师战船实力。因而在其间，时而军事抗争，时而和谈，但双方激烈的造船竞赛却没有停止过。“夫贼之未殄，由于水军之不精；而水军之未精，便由于战船不备”。“速造战舰，精练水师……贼船高大，非鸟船、水艍不足以当其锋”。(23)清朝廷意识到被动局面是由于水师战船不如郑氏，故统治者对造船越来越重视。康熙十八年（1679年），福州大造战船400艘，潮州造100艘，从浙江调来100艘，加上原有战船，清朝水师不论是战船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改善，为统一台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清代福州船厂设在南台、洪塘等地，制造海船，需要大量巨木，闽北山区盛产木料，木材结成木排，不需数日便可漂抵福州。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州“匠作千百，一时可集”，有这些有利条件，福州官方船厂多为本省和外省建造战船。民间船厂所造之船，不少也供应外省商人使用。清代大型的“鸟船”，“至若鸟船之式，甚大，樑头至于三丈余，可载数千石”。(24)鸟船头小身肥，船身长直，除设桅、蓬外，两侧有橹二只，有风扬帆，无风摇橹，行驶灵活。而且橹长橹快，船行水上，有如飞鸟。鸟船饮誉海内外，用途十分广泛。

二、福州古代造船业是全国的一个缩影，造船业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现实的反映。以郑和下西洋作为分界线，此前中国造船业遥遥领先于世界，此后中西文明发生了易位，中国的造船业远远落后于西方。

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时，首先想到的是发展水军。南宋靠水军划江而治，偏安江南后客观上距海洋近了，东南沿海较内陆发达的商品流通及其产生的丰厚税利，使统治阶级对海洋作用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于取之于民。他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这促使南宋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开放。元军南下征战时，亦采纳了宋降将刘整“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之计。于是大造战舰，教习水军，遂战襄樊、取荆江，顺流而下建康、临安，终于灭宋建元。入主中原后，对周边的日本等国采取武力征服政策，一度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和数千艘战船，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海军事行动，对战船提出新的需求，对造船业的推动是肯定无疑的。宋、元两代无论军事或经济上的原因，其向海洋发展的趋向使造船业获得了前所少有的动力。

明初中国水师船到过安南和朝鲜海域，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家支持的海外经略活动，有“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威慑动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并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消灭了以此为基地的中国“海盗”，肃清海道。显然有着向海洋发展的取向。这一政策对造船业的推动是很大的。郑和下西洋也是唐、宋、元对外交往与对外贸易的继续，是国家海洋经济利益由近海转向远洋的尝试时期。

明代后期造船业开始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明朝调整海防政策，北方的频频告警使统治者把注意力从海洋转向内陆，以海禁代海防，变原来的海上防守为海岸防守，将水寨往后移，军事需求弱化影响造船业的发展。造船经费没有保证，战船数量大减，所造船只越来越小型化。海禁政策使海上经贸活动的衰落，造船业失去以经济需求为发展动力，特别是郑和下西洋被攻击为“弊政”，造船业的衰落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明后期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荷兰殖民者高文律率领10余艘船突袭澎湖岛，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夷船”比福船先进。

清朝海防更加保守，清代为水师订立明确职责为 “防守海口，缉私捕盗”，重在巡哨，顾望风涛，多次下令将沿海战船改小，以便能快速灵便地缉查走私贸易。承平日久又无志于海外，战船需求日减，从军事方面对造船业的衰落造成影响。海禁政策使中外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水平滞后。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水师战船全部是木制帆船，战船上安炮最多10门，载员70-80人，仍处于中世纪水平。而英军水师正由帆力船向蒸汽船过渡。其战船虽多为木制帆船，已有部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轮船。与清战船相比，英舰具有船身大、船体坚，配械多的特点，大船可载五六百人，置炮76座。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造船业的兴盛背后，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积极运动，它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有着向海洋发展的趋向，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机会。然而，由于封建政治体制的巩固和传统海洋观念的禁锢，又使中国不可能顺利把握这一机会，反而走入误区和歧途，实行了停止海上贸易的禁海政策，表现在向海洋发展的停滞和造船业的衰落，实质是商品经济受扼制，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窒息，它导致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科学技术进步缓慢，也造成了社会政治机制的腐朽和对世界的蒙昧无知，从而丧失了历史发展机遇。

三、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打进中国，中华民族蒙受亘古未有的灾难，一些有识之士深深感到落后是一种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局面。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示出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巨痛促成洋务运动启动，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福州造船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上疏朝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25)造船与海防、御侮关系密切。“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26)师夷之长技，要做到“洋人之长皆华人之长，实为永久之利。” (27)建议朝廷只有创立近代军事工业基地，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利，才能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促使中国海军立于不败之地。清朝廷批准了左宗棠设局造船的建议。

福州马尾正是建立近代船厂的理想良港，“知马尾一区，上抵省垣南台，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门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门而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馆头、亭头、闽安皆形势之区，而金牌为最要。自闽安而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皆形势之区，而罗星塔为最要。马尾地隶闽县，距罗星塔之上游，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28)左宗棠选择船政基址于马江北岸中岐乡三岐山下，背山面江，宽130丈，长120丈。当年动工，二年后建成衙署、学校、洋员办公所和住所、厂房、船坞、宿舍等，占地600亩。其规模全国首屈一指，与当时西方造船厂设备一样齐全。

马尾船政局筹备工作大体告成。左宗棠接调任陕甘总督的命令，离闽在即，选择继承其事业的人已是迫在眉睫。左宗棠是个善于用人的洋务派官员，他认为主持近代工业，不但要熟悉洋务，而且“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任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29)他看上了当时在籍丁忧的沈葆祯。根据左宗棠奏议，清朝廷除“特命总理船政”外，还给予“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30)沈葆桢于同治六年（1867年）挑起了船政大臣的担子。他把船政作为自强、御侮之道。他强调“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之法，亦可由此肇端”。“购置者权操于人 ,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希望朝廷“恩准将闽厂轮船续行兴造，以利海防”。(31)他主持的船政无疑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同治六年（1867年）12月，马尾船政局第一座船台竣工。同治八年（1869年）6月，第一艘木质轮船“万年清”号下水。以后一年半内，湄云、福星、伏波等船相继下水。以上4艘船主机都购于外国，船政局只制造船体。从该年底起，船政局开始起造150匹轮机。同治十年（1871年）6月，第5号轮船“安澜”号下水，“所配轮机、汽炉系150匹马力，均由厂中自制。” (32)“安澜”号装备了第一台国产蒸汽机（仿造），在我国造船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光绪二年（1876年）夏，船政局用了半年时间建成铁胁厂。9月2日第一号铁胁轮船（木壳护以铁板）安上龙骨，使我国造船开始摆脱木船时代。光绪三年（1877年），第2艘自制的铁胁兵船“超武”号下水。从光绪七年（1881年）起，船政局开始试制2000吨级的巡洋舰，马力达2400匹。5年后，船政局又进一步向外国购买钢料、钢板以试制双机钢甲战舰。此舰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建成，命名“龙威”，编入北洋舰队，改名“平远”。这艘军舰在甲午之役与日人交战，屡受巨弹，但损伤较少，较之外购船舰的性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称，工业发达的德国也只是到1885年才能建造此种型号的军舰。从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尾船政局共制造各种轮船34艘，这些轮船都编进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船政局的设计水平和造船能力都在逐步提高。

左宗棠、沈葆桢造就人才的设想，颇具战略眼光，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33)船政的前、后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学校，学校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这在当时是个创举。这所最早的海军学校，初名“求是堂艺局”，另设一个“绘事院”。前者培养制造与驾驶人才，后者培训测绘人才。次年学校迁到马尾，将“求是堂艺局”改名“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学造船，以法语授课；增设“后学堂”培养海军驾驶、管轮人才，以英语授课。学生学习期五年，四年在校学习，一年到军舰上或造船厂内实习。学校制定《求是堂艺局章程》作为办学纲领，这是清代兴办海军学校的第一个管理章程。该校大胆采用西方形式办学，为以后其他海军学校所效法。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及留学生在造船、开矿、通讯、铁路等行业和军事、教育、科技、外交诸领域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从船政本身的发展来看，船政学堂学生在同治十二年 ( 1873年 )已能独立地监造轮船 ，后学堂毕业生也能自行驾驶轮船。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普遍受到欢迎。严复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回国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成为一名军事教育家，后来又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瀚于前学堂毕业后赴法国深造 ，归国后经几年锻炼 ，长期充任福建船政局总工程师，后来又担任广九铁路总理。中国早期的海军将领,出自船政学堂者甚多，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五名管驾、督带，都是船政学堂驾驶专业的毕业生。北洋海军参加中日甲午海战的 12艘战舰中，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就有 10个管带。他们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