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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更趋多元：“组合拳”有力有效

核心提示：10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调控政策相辅相成，渐成体系，这成为十年来宏观调控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各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对熨平经济波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更加注重遵循经济规律，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体系日臻成熟和完善。

10年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中注重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确保预期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3.9%，这是世界经济近十年来的平均增速，而中国经济却将这个数字定格在了10.7%。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背后，是科学得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方面，充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2004年以后，中央多次要求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同时，逐步加大了对“三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的投资，仅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11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3%。

此外，面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快、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问题，为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政府一方面采取“双稳健”政策搭配，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减少投资，紧缩银根；同时又严格控制土地供给，发挥土地政策作用，收紧“地根”为房价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一方面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另一方面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项目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分类指导。宏观调控手段的充分运用使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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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更有分寸：“灵活性”不断增强

核心提示：10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发展历程表明，做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要做到灵活决策、张弛有度。这也是为我国宏观调控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

“存款准备金率”、“结构性减税”……10年来，一些财政金融领域的专业术语已为中国百姓熟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的频繁运用，力度更显分寸。

比如，“十一五”开局头两年，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面对“高温”苗头，货币政策审时度势，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1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10个百分点，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对信贷总量的调控，不断优化信贷结构。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货币政策及时从“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先后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保证流动性供应。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对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0年以来，面对海外市场低迷、国内经济转型的新形势，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继续加强，有效引导货币条件从此前“应对危机”状态稳步向常态回归。先后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2012年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宏观调控在“稳增长”的政策要求下，不断提高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年内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货币政策工具频频发力，避免经济“硬着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转为适度宽松。人民银行先后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及时释放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2010年，随着我国及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党中央及时调整政策力度和方向，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货币条件向常态回归。

2011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在做好总量调控的同时，还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指导作用，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这些措施在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10年间，宏观调控政策掌握了科学的力度和节奏，灵活性不断增强，彰显智慧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