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教育的认识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民权时代，我们便不能不顺应世界潮流而实行革命，任何违反潮流的抗拒，终归要失败。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绝不可以等到“开民智”之后才去实行，腐败政治是不会允许教育工作正常开展的。对此孙中山先生对建议革命暂缓进行的严复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3]P453-454

孙中山指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3]P473-474但是中山先生反对把教育与革命进行简单的对立，强调教育的功能发挥应该围绕革命工作而展开，十分重视教育在宣传三民主义革命理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用三民主义思想武装人们的大脑，以其形成强大的“群力”，去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中山先生认为，革命能否成功，不在于专恃武力，而在于革命的“主义”能否为百姓所理解、接受和欢迎。“到了现在，人类的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悦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3]558-560 “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3]P228

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以“革命之教育”来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他认为革命教育应树立三种观念：国家民族观念，平等自由观念，政治法律观念；养成四项品质：“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冒险进去，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2]P353

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和维新派、保守派等辩论，深刻认识到“教育救国论”、“教育独立论”的迂阔不切实际。中国要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革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要实行三民主义革命，必须有三民主义的革命宣传。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3]P560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教育思想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

早期的共产党人主体是新知识分子，这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群体性特征如出一辙。这批早期的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成为其中的一员，思想上受其影响，行动上积极参与；或者虽未亲身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所受的影响主要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所宣扬的民主革命理论，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版的大量革命刊物完成思想启蒙。据相关统计，1895～1911年间，海内外各地各种革命书报“约千数百种”。如此规模的革命书报在近代出版业刚刚兴起的中国，对于主要借助新媒体获取智识的新知识群体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期共产党人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有陈独秀、吴玉章、李大钊、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杰出代表。以陈独秀为例，陈出生于1879年，比较完整地感受及经历了清末民初政治与思想的大变动，其思想也几度飞跃，常变常新，呈现由改良派、革命派而共产主义派的发展轨迹。而与陈独秀、吴玉章等辛亥革命亲身参与者有所不同，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经历则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种关联。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1910年入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其间阅读《新民丛报》等康梁派书报，思想倾向维新。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那里，首次读到革命报刊，知道革命党人的事迹，“激奋之下，写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成为驻长沙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的一名列兵。民国后，身为学生，心忧国事。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呼应新文化运动。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开始接触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或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起义；或是徜徉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版刊物中完成思想启蒙的，因此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对于革命的认识和革命教育的认识无不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