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困难又来了。

　　“这件事情是法院出头来做的，要和各个行政机关协调，力不从心，很让人头疼。”当时的情况，余文唐戏称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很快，法院的“调解衔接机制”被政府看中，列入了莆田市的“十一五”规划。“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余文唐说，调解衔接工作成为向党委汇报制度的一项内容，莆田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县区委分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对调解衔接工作进行领导协调，还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

　　人力和财力都得到了充实，莆田中院此时从“调解衔接机制”的推动方退到了参与方的位置，“由政府统一统筹，做事情更方便。”

　　“整个过程里，法院始终紧紧依靠市委的领导和支持，莆田的调解衔接工作能够取得成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经验。”余文唐认为，当地政府给予的“制度保障”，才是这场改革真正的“幕后推手”。

　　从冷到热的“调解”

　　“关于调解机制的讨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也对莆田的情况专门做过调研。”向国慧说，她自己就到莆田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介绍说，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国外主要有“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法院主导型”三类，莆田的调解衔接机制属于“党委领导下的法院主导型”，这是一种新尝试。

　　实际上，莆田的“试验”很早就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

　　“2006 年六七月，最高院司法改革办公室的副主任蒋惠岭跟我们联系，觉得我们的衔接机制挺有意思的，跟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第二年6月，司改办又在莆田组织召开了全国范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

　　那次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众多社会矛盾纠纷涌向法院，法院的负担太重，应该尽快建立一种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社会“自我治愈”的调解，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在向国慧看来，法院调解从热到冷，又从冷到热，这种司法政策的反复，正好反映了司法改革中审判方式改革的一种必然。“对于解决纠纷来说，调解是有生命力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的转变表明法院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人民和社会是最终的受益人。”

　　对“莆田模式”，余文唐自己很有信心，他希望研究司法改革方案的部门，能够吸收莆田的一些经验。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模式’没有太站得住的法律依据，或许这轮司法改革能解除我们的忧虑。”他充满了期待。（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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