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刘云仙因交通事故，致左腿截肢。事后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规定，刘云仙假肢装接费用由温州运输段负责。但是，随着温州运输段于1988年拆分重组，赔偿问题三十多年来一直无法落实。看到当地媒体报道后，温州交运集团董事长朱祖荣明确表示：“53年前的协议，只要仍在法律有效期，我们就一定会担起这个责任。”（11月10日 光明日报）

53年前的调解协议，53年后依然认账——这样的态度，算得上是“三冬暖”。

因为拆分重组，责权关系被打破，权利人兜兜转转30多年，其间的辛苦可以想见。好在“新官理旧账”，交运集团主动担责：不但落实了换假肢的费用，双方还在现场草签了一份新的调解协议。看起来三天三夜讲不完故事的“历史遗留问题”，就这样，在同情同理的行政作为下迎刃而解。有句话，特别暖心——“无论机构怎么调整，我们都要对群众讲诚信，答应给人家的假肢，多少年都要做到！”

一座城市的信用体系，要靠“上行下效”的起而行之。53年前的协议今日有效，自然有法理来兜底。根据《民法典》，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虽然，刘云仙权利受到损害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但是因为损害一直是连续的，所以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这份53年前的事故调解协议书，在法律上是有效的。53年前的协议今日有效，还有情理来支撑。当年仅七岁的刘云仙被施行了左腿截肢手术，事后，相关单位和刘云仙家属代表签订了一份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事故已经是天大的不幸，如果换假肢的费用都得不到保障，调解协议里的“公平正义”就成了一纸空文。于情于理，履责践诺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答应群众的，无理由执行。这种重诺守信的责任观，是公权力最基本的底线。历史风流云散，人事代谢古今，在不少城市或乡村，权益纠葛往往因为“机构调整”等客观原因而跌宕成了“遗留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遗留问题”成了一个筐，什么推诿塞责的事情都可以往里面装。一来，因为“历史”久远，权利人的诉求成了没头的苍蝇，转来转去都是死角；二来，因为“遗留”问题，主事者的态度往往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谁的责任谁领走，不少人奉行“为官一任、担责一程”，用刻舟求剑的态度解决群众问题，结果是问题越拖越“历史”、责任越拖越“遗留”。

53年前的调解协议，53年后依然认账，说到底，是“新官理旧账”的担责姿态。既在其位、勇担其责，以“多少年都要做到”的态度来回应民生承诺，矛盾自然少一些、戾气自然少很多。一句话，“新官理旧账”，很多难题自然不再犯难。（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