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0日，陕西勉县武侯镇咸河村建起了汉中市首家“道德积分银行”，只要村民积德行善、做任何好事，都可以通过村三委会设立的道德评定委员会评分后记录在册，而储存在道德积分银行的积分，可定期兑换生活用品。“道德积分银行”成立刚一个月，已有8名“储户”。村第一书记称，设立初衷就是为了弘扬正气，带动更多的村民做好事。（9月28日《华商报》）

设立“道德银行”的想法很好，但是能否收到预想中的效果，其实很难说。甚至，“道德银行”能否持续下去，也是个疑问。

某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通常不难作出判断，但是，这里判断标准却很难保持“客观”——由于标准通常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知中，是约定俗成的而非板上钉钉的，所以这一标准又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这也就导致了给某个道德行为赋分，并且对不同的道德行为分别赋予不同的分数时，本身就很容易出现争议。

赋分和评定权属于村三委设立的“道德评定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是人就有可能产生偏见，由存在偏见可能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对主观性很强的道德行为进行评定，而且这评定最终指向的是具有一定诱惑力的物质奖励，在人情因素浓郁和宗族势力强大的乡村，谁能保证评定的客观性？谁又能保证委员会本身不会被利益腐蚀？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看人下菜碟”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道德本身具有强烈的精神性，作出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心精神性的需要，获得的来自他人的赞扬、感谢等也是偏向于精神性奖励，一旦掺杂上过多的功利和物质因素，来自他人和自己内心的精神性奖励就会减少，继续作出道德性行为的动力就会受到抑制，进而导致类似行为的迅速下降。

事实上，陕西这家“道德银行”并非首创。早在2002年，湖南长沙岳麓区望月社区就创建了全国首家“道德银行”，2003年底，在甘肃兰州城关区也出现了一家“道德银行”，但这两家“道德银行”都没运行太长时间即要么宣布关门，要么不了了之。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些“银行”开张后，当地的好人好事不升反降，很是尴尬。

表面上来看，传统的社会治理是崇尚道德的力量的，也即《尚书》上所说的“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自上而下都崇尚道德，也都严格遵守道德的约束，不必费什么力气（垂拱），天下就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的思想来自儒家，但是，对历史稍有了解者即知道，在儒家的外表之下，实际上是法家的理念在起实际的作用，即所谓的“外儒内法”。“百代都行秦政法”，即是此意。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道德的力量在社会治理的层面是完全无用的，而是说，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它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甚至比法律更有约束力，但是，它的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当有人刻意突破道德的约束时，或者说当一个人根本不把道德、良心之类的东西放在心上，不把舆论的谴责当回事时，道德常常只能完败。所以，道德力量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力量的强弱。

与其假创新的名义搞什么“道德银行”，不如搞好村规民约的建设，大力推行普法教育，在建立起良好的法治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村规民约，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建设好民风淳朴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