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起，公安部制定印发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明确，6种现场执法活动应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记录。这6种现场执法活动包括：接受群众报警或者110指令后处警；当场盘问、检查；办理行政、刑事案件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扣留；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

不止是列出“6种现场执法活动”，《规定》还明确提出，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应当重点摄录5方面内容：执法现场环境；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侵害人和证人等现场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重要涉案物品及其主要特征，以及其他可以证明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等等。由此来看，《规定》对执法细节明确得十分清晰。

如何来看待此种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执法要求？宏观视之，这首先当然是执法层面上的渐进式进步。哪些执法活动中公安机关需要全程录音录像，又该以怎样的具体方式来全程录音录像？此前相关法规与制度中，并不乏相应的规定，但来系统性告知，并附加严格的责任追究，在此前并不多见。本质上这更是看得见的进步。

不要低估这种执法约束赋予的可能价值。以往在谈及执法活动时，通常提及的一个观点是，全程录音录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被执法对象。的确如此，相对于警察与警察权，普通的公民许多时候依旧显得弱势。但全程录音录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在监督现实的执法行为之外，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执法人员的保护。

约束已经给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其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规定》对破坏全程录音录像的行为，明确表示要追究相关责任。前置的责任追究，当能衍生出部分的威慑力。与此同时，还需要打破某种传统的认知与观念。如媒体所指出，传统的观念中，要求警方出示录音录像或者要求执法过程不间断拍摄，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挑衅。此种观念需要被迅速打破。

技术对于世界的改变，往往是革命性的。对特定的现实执法行为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早已成为共识。而在执法活动中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在技术上亦早已不成问题。但“对执法行为全程录音录像”不时仍会引发争议，甚至是沸扬的舆论事件。这正是“6种现场执法活动全程录音录像”被重提的必要性，某种程度而言，“需全程录音录像”仍是一次对执法文明的重提。（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