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职业打假人的前身往往也是普通民众，在遭受各种被骗事件后，促使其走上打假之路，不少职业打假人，也确实是为了赚钱去打假，他们因为打假而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就是不道德吗？（《北京晨报》3月15日）

有职业“打假第一人”的王海曾经说过：打假与正义无关，赚钱才能更高尚。确实，在各种纷繁扰攘之中，打假斗士褪去人道正义的标签，是形势使然，这是在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利弊，做出的有利判断，故而，面对这些年“职业打假”成为一种行业时，就不必过分解读。

我们习惯了对那些见利忘义之人口诛笔伐，也习惯了秉持非黑即白的刻板成见，殊不知，这种单一思维桎梏下的评判缺乏理性思考，因为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是难以概括市场经济、市场行为的全貌的。由此看来，职业打假人团队年入百万，是基于维权商业化大背景下的利益回报，我们又何必标榜商业行为的崇高正义呢？

当然，对于这些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公众看法褒贬不一，有人说他们是在“替天行道”，也有人说他们是在追名逐利，其实这样的看法都有道理，只是这样拔高或者贬低的评判都不叫真实解读，确实，这些年的“职业打假”市场也出了不少恶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制假者、售假者、宣假推假者和打假者已然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

那是否说明打假人都是类似“专业敲诈”的团队呢？当然不是，无论是“第一打假人”王海，还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打假斗士，所干之事无非是利用自身所学知识进行不依不饶的维权行为，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便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敲诈勒索的“打假人”毕竟只是个例，还未上升到群体的乱象之中。何况，打假斗士们这些年的成果有目共睹，也为警方的打假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同样，打假虽是为私利，但不可否认也兼顾了公利。从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11月至2005年12月，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犯罪“山鹰”行动，集中侦破了一大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第一个破案的就是王海提供的线索。而一般的打假人也有着“显赫战绩”，日常造假窝点的侦查、假冒侵权产品的市场封杀、查获假冒伪劣产品等等，这些都是职业打假人没有故意夸耀，也不会刻意回避的丰硕战果，值得效仿也值得推广。

在年复一年的打假过程中，职业打假人已经越发成熟，无论是择善而从还是趋利避害，都是其独到的生存方式，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与其站在道德正义的制高点上对这一群体指指点点，还不如试着加入打假人的行列，为民间维权注入新鲜的活力因子，也让职业打假常态化、专业化能够得到更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