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天津市两个著名的问题楼盘——“名门广场”和“水岸银座”近日将被拆除，涉及业主超过万户。而一个月前，西安市一座1999年封顶的118米高楼被爆破拆除，成为“中国第一拆”。几乎同时，郑州一座2010年建成的天桥，因与当地地铁工程存在矛盾，被整体拆卸。短短两个月内，就有3起成本巨大的地标性建筑“倒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超4600亿元。

建筑上的浪费并非新问题，无数短命建筑的累积，导致国内的建筑寿命普遍偏短。在国外的很多建筑还停留在百年以前时，国内同年代的建筑已被拆了并重建了多遍。有些建筑毁于青壮年，有些还在襁褓之中，有些则还未成型就被拆除，拆而又建的把戏之中，GDP的数据实现双倍的增长，不过其间的绩效性却是倍级下降。

究其原因，还是规划之父抵不过规划之神，专业的规划专家，不如领导的一句话。权力主导之下，总规也好，详规也罢，大抵都会沦为一种摆设。有的时候，换人如同换刀，今天甲领导主政则在此处画一个圈，明天乙领导主导又定一个调，哪怕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标志性建筑，或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高楼，大多都在烟雾弥漫中消失无形。一座城市如同被权力任意描绘的画图，随性所至任意涂抹，改天换地之间却无人过问那高企的浪费。

在其他领域的浪费，比如大吃大喝，公款消费还会受到八项禁令的规制，因为规划的调整而造成建筑浪费，却几乎没有为此承担责任，反之会作为一种政绩而得到表扬。对此，有专家提出应为城市制定15年以上的发展方案，严格落实执行。然而事实上，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如何将这种标准成为一种刚性的要求，就需要明确必要的原则，并对此进行严格的程序界定。比如，对于未达到最低年限的建筑，若是要拆除就必须给予合理的说明，找到不得不实施的理由，否则就不应被拆除，若是违规拆除则给予相应的问责，如此才可以让决策者在最初的规划之时，有长远的目光以及更为严格的自我要求。

当然，最根本的办法还在于要对权力行为进行约束，避免长官意志下的权力滥用。公开决策才能避免权力任性，给公共决策设置一道闸门则显得尤为重要。公共建筑的拆与废，城市规划的调与改，理应实行专业把关、民意把关和内部把关的三位一体。一者，规划的调整必须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对其是否具有前瞻性，当进行科学化的评估。为了摆脱利益的束缚与权力的干扰，这种论证与评估应保持独立性，由第三方机构来实施并作出结论；二者，规划的调整应当经过民意的把关，举行听证会应是最基本的程序要求，如果现有权利审查机制缺失的状况没有改善，那么权力型主导的格局就始终难以改变。三者，当这两个程序都完全履行之后，还应经过上级部门的审查或者审批，以更高权力的把关以做到内部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有了专业、民意和权力的把关，建筑短命之殇就不会成为普遍性现象，建筑浪费的顽疾才能最终得到缓解。最重要的是，以建筑浪费作切口可以补齐对权力监督的短板，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从而让笼头更加牢固而全面。当某天，城市规划与城市建筑，不再面临着命运的不确定性，前景却能为外界所能判断和预测，规划的法治化才不会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