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试点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引发了强烈关注。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允许自主申请驾考的呼声日趋强烈，有关部门取消驾校强制培训，是顺应民意，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的又一体现。

从法理上讲，对于公安交管部门而言，是否允许个人自行申请驾考，不是技术和安全问题，也不是利益问题，而是涉及是否依法行政、是否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严肃的法律问题。

想拿驾照必须先参加驾校培训，否则纵然你从亲友那儿拜师学艺学得再好也白搭——这一直是我国申领驾照的一贯做法。驾校培训被认为是申请驾驶证的强制前置要件，而貌似理直气壮的驾校强制培训，实质上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违背依法行政的精神。

行政许可法明文规定，行政机关或行业组织“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这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明确无误地对驾校强制培训制度说不，驾校强制培训本身就是违法做法。况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是规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并没有禁止个人开展驾驶培训。再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只是规定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的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没有强制要求申请人先到驾校接受培训，然后考试。显然，要求个人申请驾照必须通过驾校考试，于法无据，与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背道而驰。

驾校强制培训弊端多多，尤其是在客观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腐败的土壤。驾驶培训市场的社会化程度低和竞争不充分，容易造成强势的驾校供方市场，催生相当程度的行业垄断，驾校与车管所等主管机关之间，考生与教练和考官之间，都可能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

媒体曝光过的广东湛江最大驾考受贿案令人触目惊心，39名考官上缴红包竟达2100万元。湛江市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受贿22.46万元，获刑10年。这折射出驾校强制培训的短板，也警示我们，推进驾驶培训社会化和驾考阳光化确有必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反腐败的杀手锏。具体到驾考领域，就是要把驾照许可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取消于法无据的驾校强制培训。

驾照自学直考自主预约考试，不但便民利民方便学员，还能提高驾校的教学质量，提高驾照考试的廉洁度。目前深圳已经在试行自主预约考试。根据深圳的做法，推行自主预约考试之后，学车人只要到驾校把基础学好，其他方面就可以不再到驾校学，而是可以自己再寻找不要钱的学车地方。这样，驾校就会有危机感，倒逼驾校提高培训质量，同时也能堵住驾考的腐败问题。

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依法行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行政管理。有关部门应当从简政放权和依法行政的高度，尽快取缔驾校强制培训的做法，全面放开个人自行申请驾考，积极推广自学直考驾照，善待和维护公民自学考驾照的权利。

依法行政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将一切行政行为放在权力和权利的天平上进行检验。具体到驾考问题上，依法行政的精神就是要把驾校强制培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自学直考驾照的权利放出权力的笼子。期望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在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全面推行驾照自学直考自主预约考试，将公民自学自考驾照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福建日报）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