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下午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明确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10月13日《南方日报》）

对于那些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来说，有偿拾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此，《规定》中的“拾金不昧奖10%”条款就成了众矢之的，遭遇疯狂的质疑和拍砖。比如，有人认为，“当拾金不昧需要有偿的时候,它就标志着道德正在沦陷。”应该说，这样的忧虑也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种捍卫。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对人的个体行为而言，法律约束是下限，道德引导是上限。我们能因为下限调低了，就抱怨上限沦丧么？更何况，“拾金不昧奖10%”只是对92版《规定》的一次重申，法律下限并未真正降低。

据统计，广州早在1992年就制定了失主可自愿给予拾遗者10%奖励的规定，“但真正的奖励相对是比较少的。广州拾遗物品每年大概是1000件左右，涉及到的金额均衡来说每年基本也就是1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有偿拾遗并未撼动拾金不昧的主流，更未动摇道德的上限，我们不必给它贴上道德沦陷的标签。

其实，有偿拾遗可不可以有，本不该成为问题。首先，从成本上说，拾遗并不是没有成本。比如，打电话联系失主，保存失物，将拾得物品交送到派出所，这都在消耗着时间和物质成本。而且，在人员流动越来越快，公众的时间越来越“贵”的今天，拾遗的成本付出也在跟着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律层面给予拾遗者一定的补偿，保证他们助人为乐的热情，有何不可？

其次，制定奖励标准，也能有效避免纷争。近年来，拾遗者索要报酬，反引发纷争的案例不断增加。譬如，今年2月，西安的李先生在面馆就餐时，不慎将一个装有百万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证、私章等物品的黑色提包丢失。而捡到包的人，“希望能得到3000元报酬”，最终谈判破裂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捡到包裹送还失主，本是助人为乐的义举。索要一定的报酬也未尝不可。为何这出喜剧演成了悲剧？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奖励标准。无法可据双方自然会各说各话。因此，制定奖励标准，也是一份矛盾的调和剂。

再者，奖励拾遗者也是国际惯例。比如，日本规定，拾遗者的报酬数额，不应少于遗失物价值的百分制五。而法国的奖励更具体，“对海上的遗失物，沿海的遗失物，陆地上的遗失物,分别给予拾得人不同比例的补偿。”而且，拾遗补偿也确实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这些经验做法，显然该对我们激发拾得人热情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偿拾遗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出租车司机、保安、饭店服务员，这些人本来就有一定的帮助顾客，保管财务的义务。对他们适用“拾金不昧奖10%”，显然有待商榷，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有偿拾遗，更不能随便给它贴上道德沦陷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