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下午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明确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

对遗失物返还者予以奖励，这是否让“拾金不昧”变了味？是否让拾金不昧者变得动机不纯，没那么高尚呢？这或许是不少人对此新规的质疑。实际上，“拾金不昧”仅指拾到财物不藏起来据为己有，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自古的法定义务。

我国历代法律对“拾金而昧”都有着严厉的惩罚，同时，除了唐宋元三代法律，其他朝代大多赋予了拾金不昧者报酬请求权。所以说，在我国传统道德里，虽然有着“拾金不昧”的要求，但是并没有完全与无偿返还联系到一起。“拾金不昧”之后，再得到奖励甚至请求报酬，这并不违反基本道德。

通过立法手段予以拾得人报酬或奖励，是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即便在我国也有过尝试，建国初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第二稿到第七稿都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同时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获得相当于遗失物价值10%或5%的报酬。而在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制定时，对于相关议题立法专家也展开过激烈讨论，最终，由于当时立法背景深受苏联民法与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等因素，对个人的利益与权利关注不足，并没有将遗失物返还者报酬请求权确立下来。

这就导致了，现行法律一方面对“拾金不昧”者提出了过高的道德要求，让他们得不到任何报酬或奖励，这是对人们道德水平状况的过高估计。而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又在鼓励不道德。刑法上的侵占罪只适用于遗忘物，而不适用于遗失物。这也就是说，除非失主知道谁是拾得者，并提供足够证据将之诉至法院胜诉，才能取回财产。否则，即便拾得者“拾金而昧”也几乎得不到任何法律负面评价。这使“拾金不昧”仅仅寄希望于道德高尚，难免成了稀罕事物。

实际上，不少人都有过丢东西的经历，很多人都曾经为了丢失证件、银行卡而焦头烂额，这些物品对于拾得者一文不值，但他们时有为了贪图其他财物而选择不予返还。其实，虽然遗失物可以评估出市场价格，但对于失主的实用价值往往要远远高于拾得者。因此，从社会利益总价值最大化的角度，有必要进一步立法激励“拾金不昧”善行。

胡适先生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广州市对于遗失物的新规无疑值得肯定，这是一种法治文明的进步。但要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当前遗失物返还率偏低的状况，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维护各方权利，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遗失物立法体例。一方面，对于“拾金不昧”作出法律强制性要求，违反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乃至行政处罚责任。而另一方面，权利义务也须是对等的，应充分赋予与保障拾金不昧者报酬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