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艺邀请展惠及，有幸观看了拥有250多年历史的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带来的《钦差大臣》。剧院建于1832年，俄罗斯著名剧作家果戈里写就《钦差大臣》则在1836年。从可见的演出效果来看，时间的累积与观念的前行并未消耗掉这部世界性名著本质上的荒唐、可笑及其带来的与人之生存切实相关的悲哀。

演出前坐在座位上左顾右盼，首先便留意到了二楼左翼观众席上的歌队。十来位身着黑色燕尾服的男士女士安坐着，神情愉悦惬意。那时并不知道他们会以怎样的姿态参与演出。是的，姿态。这也是贯穿在我观戏过程中的一个词汇。我喜欢这个戏，便是喜欢它拿捏的姿态，庄重而诙谐，逗趣却正派。以一面大人物的镜子，照出了小人物的样貌。正如果戈里在原著剧本最前页抄写下来的那句俗谚：“脸歪莫怪镜子”。

舞台上三个重要的舞美设置分别来自果戈里本人和俄罗斯另外一个戏剧大师梅耶荷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副趋向现实的市长家房间手绘景和一个充满假定性的铁架螺旋楼梯并存在同一出戏里，还有那个从天而降的“美好的圣彼得堡”。不得不赞叹导演瓦列里·佛京的才华，他使这部年代久远的俄国作品以值得观众信赖的方式重新活了一遍。

果戈里在文学作品中，刻画人物时总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探入底层的丰满感，佛京的二度创作没被这种“现实的丰满”淹没，反而像是为观众造了一艘小船，游弋于作品中，却始终没有倾覆。

前面提到的歌队就好似这艘船上的一页桨。除此之外，佛京还找到了与之平衡的方式，便是剧中时常出现的舞蹈与形体表达，那些都并不是翩翩的舞姿或者难以理解的现代舞，相反，都是平易的肢体的摆弄。假冒的钦差大臣求婚那一场尤其如此，身材消瘦甚至有点儿猥琐的男人，两边是傻乎乎的市长大人的太太和女儿，他两只手摁着她们的头，像玩弄两个皮球一样让她们在那里转圈儿，舞步拙劣却自得其乐。伴随着安插在观众席里的歌队唱着轻佻的歌谣，一种显而易见的嘲弄与讪笑遍布在剧场里。

导演另外的高明之处在作品收束之时。当谎言被戳破，圣彼得堡的富丽幻境一点点消逝。回到现实的市长、市长太太和女儿，最后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象征宫殿的舞台景片、柱子脱手离开，他们站在舞台三个高台上像另外三根柱子（这也恰好就是果戈里剧本里白纸黑字的舞台提示）。这时，一封信抵达，说真正的钦差大臣来了。话音刚落，所有其余的客人、群众刚好走到铁架螺旋台阶上，形成一股由人组成的洪流。他们静止不动，看着市长。此时台上只有市长一个人在动，那是一个极其细节的动作，他系一个扣子，再系一个……直到整理好衣衫。

戏至此，所有的笑料都隐遁了。作为观众，除了体会到人在时局中的无奈与可悲外，也终于为此前我们两个小时不间断的嘲笑找到了一个明确具体的方向。那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戏终，大家都在将亚历山德琳娜剧院与北京人艺做比对，试图从中探寻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发展的门道。以我的愚见，思量传统的根本，其实就是思量前人对艺术、人性、自我与外界的认知方式，小到对一个单字的解读，大到一种思维体系或者创作原理的构架。他们可谓先贤，而我们若想上进，须得反思自己。首先得找到路径，爬到他们的肩膀上。路径在哪里？果戈里在《钦差大臣》剧本中曾有对演员性格和服装的一段详细解说，在描述了所有重要角色后，他对其余角色是这样指示的：“他们的原型几乎永远出现在眼前。”

或许，传统的样貌，也是一样，永远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