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扶老人”的问题之所以走入一个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对“善”保护不力，同时又没有很好地抑制恶的发生。用“法”的形式为好心人立一道保护墙，在文明社会里，这也是必须之举。

街头有人突发疾病摔倒，到底扶不扶？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好心人再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彭宇案之后，“扶与不扶”屡屡成为社会热点，同时也成为社会痛点。一个之前从来不用讨论的问题，历经种种“磨难”后，成为进退两难的选择题，很多人感慨这是社会道德滑坡的表现。曾有一段时间，各式各样的“救人宝典”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虽然不乏戏谑娱乐的成分，但它本质上还是传递着一种社会纠结情绪。

扶助弱者是人之本性，但是，如果被救助者频频讹诈，施救者无疑会先行考虑他的风险成本。人有扶助弱者的本性，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明明做了好事帮助了他人，反而惹了一身是非甚至遭遇官司，做好事的风险成本越大，做好事的实际行动就会越少，这是社会常识。人们感慨社会道德滑坡，一方面不满于被救者讹诈“碰瓷”，人心不古伤害了施救者的心；另一方面，这种感慨中分明对“老人摔倒无人相救”的社会现实又心存不忍。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以立法的形式破解病人摔倒他人不敢扶的现象，这是让人欣慰的好事。如果说扶助弱者是道德问题，那么讹诈他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进行说教。正因如此，《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中“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才备受关注。道德可以引人向善，却不能有效阻止恶的蔓延。之前对于那些被救者讹诈他人的现象，我们采取的处理方式往往是“道德化”的说教，如果不提高讹诈行为的“成本”，对施助者就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其实是对恶的纵容，对恶的纵容又破坏了社会风气。

北京并非第一个立法保护好人的城市。一年前，杭州市就通过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通俗看，无论北京正在审议的还是杭州已经通过的，这些条例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好心人免责条款”。用“法”的形式为好心人立一道保护墙，在文明社会里，这也是必须之举。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或者保护人们在紧急时刻救助他人，而免除无偿救助者施救时的后顾之忧。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也往往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倾向于无偿施救者。

不夸张地说，这些年“扶老人”的问题之所以走入一个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对“善”保护不力，同时又没有很好地抑制恶的发生。惩恶与扬善相辅相依，用“法”的形式惩戒讹诈者的不堪，施救者行善时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当“扶还是不扶”的问题不再是“道德难题”时，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多一些好心人，更少一些“路人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