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仍在继续，脱离欧元区将造成多输结果，通过谈判对债务重新安排也许是最优选项。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如何平衡国际债权人提出的紧缩要求和希腊的经济主权及发展可持续性，拉美多次债务危机或能提供镜鉴。

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并在拉美地区产生连锁反应，拉美多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实施应急性经济调整，其中包括大幅压缩进口、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然而，这对经济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因为拉美经济的进口依存度较高，压缩进口尤其是资本货物和工业原料进口，使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民众消费锐减，经济活力严重下降。

最终，应急经济政策调整不仅没能使拉美国家摆脱危机，反而陷入债务和经济的双重危机，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拉美失去的十年”。

阿根廷的一段历史也有镜鉴意义。本世纪初，阿根廷尚未爆发金融危机，实际上一直在“实践”IMF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市场开放化和经济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而在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后，IMF同样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计划，其结果是阿根廷业已萎靡的经济雪上加霜。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IMF最终拒绝同阿根廷达成援助贷款协议，从而使阿根廷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并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

而阿根廷走出债务危机，除了得益于国际市场持续走高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政府强硬的折价债务重组立场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拉美国家逐渐意识到地区联合自强和构建地区性经济合作机制的重要性。2002年7月，南共市四国和两个联系国(智利和玻利维亚)举行会议，墨西哥总统也应邀参会。墨西哥主动帮助阿根廷与IMF斡旋为其争取贷款援助，并从阿根廷免税进口5万辆轿车，巴西和智利分别与阿根廷签订汽车贸易协议，以此改善后者贸易收支。这些地区经济合作在帮助阿根廷走出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观当前陷入困境的希腊，希腊固然因其超前消费福利模式和缺乏财政自律应当受到指责，但多方纾困谈判也照顾债务国偿债能力与其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当希腊已经陷入“破产”，却仍需紧缩还债，也并不能算一个十分合理的局面。希腊人对紧缩计划说“不”，或许不应简单视为“民粹”或者“福利社会的惰性”。

希腊债务谈判的僵持也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些缺陷，如国家陷入“破产”境地时主权债务重组国际多边法律机制的缺位。阿根廷当初虽然通过“砍头式”的债务重组走出了危机，但该国与少数不接受债务重组方案的债权人之间的官司至今仍在继续，美国法官“全额还债”的判决意味着即便阿根廷国家经济面临崩盘的危险，阿根廷国民也要为主权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显然谈不上合理。

参考拉美国家的教训，面对当前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保护经济主权安全非常重要。国际债权人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和欧元区主要发达国家，在迫使希腊“勒紧裤腰带”的同时，也应考虑希腊的偿债能力，提出建设性的实体经济促进计划，提升外界对希腊经济的信心。也只有希腊经济恢复增长，才能保证清偿债务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