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炎热夏日，东部某省农民刘桂花（化名）像往常一样，站在一栋白色二层楼门前乘凉。这是她花毕生积蓄盖起来的，可她现在只享有乘凉的权利。楼房归儿子居住，她则被“赶”到不远处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房中。每到夏日，铁皮房就像烤箱一样。（7月1日《中国青年报》）

农村老人和子女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让人揪心。更让人痛心的是，许多村民对此见怪不怪甚至习以为常。究其原因，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今天，许多农民并不是缺乏为父母养老的能力，而是缺乏善良和责任；子女的漠视和逃避，让农村老人“老无所依”。

“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结合在全国多个村落的调查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农村老人生活的艰辛和悲情，是因为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人十分不利的价值观念——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没有要求子女养老的权利。一旦子女不孝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农村老人，命运的无助和悲怆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当传统的孝道文化让位于外来的个人主义，农村老人就会在舆论中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老人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的期望，应该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拖累子女，要想法设法地减轻子女的负担。在工具理性的裹挟下，农村老人从受尊重、被关怀的长者，嬗变为 “累赘”和“包袱”，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

在传统社会，“父母心”既是一种情感义务，也是一种道德责任。父母之爱，意味着对子女无穷无尽的无私付出。可是，伴随着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际关系干燥化，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个体化思潮，对“父母心”进行了利用和碾压。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化，理性选择思维不断浸润农民，对他们的价值观进行重塑。习惯功利和算计的他们，开始用利益逻辑来处理家庭关系。农村老人在完成为孩子盖房子、娶媳妇、照看孙子的任务之后，成为被榨干所有价值的“无用之人”，遭遇子女“卸磨杀驴”的粗暴和冰冷。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荒谬的“代价论”，即为了达到目标，做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这种所谓“代价论”，不仅仅造成对恶行的冷漠，重要的是，为这种冷漠找到了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农村独居老人“老无所依”，就是 “代价论”的极致演绎。

农村老人养老作为一个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既和城乡二元结构和资源集聚机制有关，也和当前的道德失范、价值迷失有关。一个旨在让老百姓“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的社会，农村老人不能成为边缘人群。突破农村老人的生存困境，让他们“老有所依”，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公共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