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高校去行政化时他表示，在校长后面加注副部级是件丢人的事，希望教育去行政化加速进行。同时，他表示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乐见更多大学校长走向仕途。（3月10日 《新京报》）

应该说，在校长后面标注副部级，是教育行政化的鲜明烙印。在教育行政化语境下，校长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学者，更是一名可以随意发放行政指令的教育官员。也正是部分教育官员，不遵循教育规律“外行领导内行”，极大的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和科研的活力，造成我国高等教育严重滞后，备受社会诟病。真正在内心反对教育行政化的人，都会和龚校长一样，对这样的标注不舒服。

出于对教育行政化的厌恶，公众也连带性的反对“校长入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校长也是教育行政化的牺牲品---在走上行政岗位后，许多校长被繁杂的行政指令禁锢，忙于“案牍劳形”，丢掉了科研、教学等看家本领。而且，有些科班出身的校长，既能在环保、医疗、卫生等领域高屋建瓴，也善于在政策面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本身就是社会的稀缺品。让他们入仕，也是在为社会谋福祉。

其实，教育去行政化与校长入仕，并不矛盾。教育去行政化要打破的是，校长们忘了自己学者的身份，反而带上官员的名片，最终沦为名利的奴仆；教育官僚与老板们“勾肩搭背”，出入会所酒店，最终滋生腐败深陷囵圄；学校内部的行政化、官僚化，对学术氛围、思想活力和学生创造力的禁锢。最终解放教育，释放活力。而我们鼓励更多学者走出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也是在释放教育的活力。因此，两者看似相向而行，实则殊途同归。

事实上，打破教育行政化壁垒与“校长入仕”，应该是教育改革的双通道。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政策，促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破题，解除象牙塔的行政束缚，最大限度的释放教育活力。另一方面，要推倒横亘在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人才墙”，让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人才交流更顺畅。唯有两点同时发力，才能既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又能推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