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名叫陆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在高药价的逼迫下，走上了海外代购国外仿制药的道路，他也通过网购的信用卡为很多病友代购了这种药物，被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但因为此，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消息爆出，493名白血病患者曾联名写信，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1月30日，陆勇代理律师说，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2月1日中央电视台）

时至今日，广受关注的“陆勇案”，终于有了一个还算美好的结尾。事后回望这一波三折的剧情，还是不免令人感慨唏嘘。一面是生存的需要，一面是法理的权威——当我们解读本案时，一度确实陷入了某种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所幸，检察机关最终选择撤诉，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终究没有成为因此获刑的第一人。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数百名病友写信求情”……尽管有着各式悲情因素掺杂其中，但我们丝毫不应怀疑，司法机关的最终决定，想必与之关系甚少：当地之所以决定“撤销起诉”，更多还是基于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对既有法条的援引。笔者认为，检方的高明之处在于，回避了本案的伦理和道德成分，通过针对性地运用相关法律条款，就化解了此一无比棘手的问题。然而也不得不说，这种技巧性的应对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该案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

“陆勇案”也许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它目前却难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判例。这是因为在本案中，司法机关虽称“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发生了变化”，但目前却尚未明确公布撤诉理由。这意味着，“代购抗癌药”一类的行为，其法律定性和违法风险，和以往并无实质不同。此一结果，无疑仍旧构成了对潜在代购者的威慑。

当然，对当地司法机关处理本案的手法，我们可以理解。作为地方层面的检察院，其本就无力承担太多。真正需要追问的，应该是“病患们，为何会走投无路，被迫冒着法律风险，去网购海外药品？”其中缘由固然很多，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药监系统在审批环节的低效，使得众多外国廉价特效药难以合法引入。这导致很多时候，病人群体只能自己网购药品，从而维系活下去的希望。如此语境，无疑会让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陷入尴尬。

一切正义的法律，都必须获得不折不扣的捍卫。但其前提是，不让公众在“守法与求生”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想要避免“陆勇案”这一类尴尬重演，最终还是要落在畅通并规范廉价外国药的引进渠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