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新一期的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沙尔利周刊》刊登了一组名为《法国仍然没有遭遇恐怖袭击》的漫画。创作者肯定不会想到，这种状况很快会被刊登漫画的杂志社改变。几天之后，也就是当地时间1月7日，针对该杂志的枪击造成包括主编在内的12人死亡，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最严重的袭击案。

为什么会是这家杂志社

卜永光

证据很明显，这是伊斯兰武装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不过，正如几个月前曾宣称“法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恐怖威胁”的奥朗德总统所说，这也是一起“特殊的暴恐事件”，它与近年来世界各地频发的诸多暴恐案例有很大不同。

其一，这是一起针对特定目标的报复袭击。袭击者曾在现场高喊“我们已为先知复仇”。与当前恐怖袭击大多针对无辜平民不同，至少在袭击者看来，此次事件中“罪与罚”的逻辑直接而清楚。虽然12名受害者已付出了生命代价，但袭击者甚至众多穆斯林依然会认为，由于被袭击杂志社曾经发表了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伊斯兰世界首先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虽然文明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理性个人都不会赞成暴恐行径，但可能还是会有人私下产生“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之类的想法。

其二，这是一起兼具刑事案件和恐怖袭击双重特点的事件。与一般暴力犯罪不同，恐怖主义通常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出于所谓的“国仇”而不是“家恨”或个人恩怨实施行动；通过人体炸弹等进行自杀式袭击是其惯用手段。此次暴恐事件却更像一起刑事犯罪。工具是AK47步枪和火箭弹发射器，行动不是为了警告法国政府，而是为了干掉在其看来侮辱过神圣先知的几个编辑和漫画家；除了三名嫌犯共同行动，整个作案过程类似于美国时常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其三，制造事件的是一群相对“理性”的袭击者。袭击发生前，针对《沙尔利周刊》关于法国没有恐怖袭击的论断，极端分子甚至通过网络不无幽默地回应称：“等着看吧，到一月底前都来得及送出我们的新年祝福。”虽然尚无法确认有“血色幽默感”的回应者就是此次事件中的袭击者，但与脑中只有“鸡血”、心中只有抽象目标、近于无意识“僵尸”的多数恐怖分子不同，袭击者显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如果说多数恐怖袭击都更像“僵尸大战植物”的游戏，那么袭击者及其同情者眼中的此次事件，则可能更像另一款名为“愤怒的小鸟”的游戏：为了报复偷走鸟蛋的肥猪们，鸟儿“有理由”攻击肥猪们的堡垒。

法国“特殊暴恐事件”警告世人，恐怖主义与刑事案件之间并没有完全泾渭分明的界限，也未必全都需要恐怖组织精心培训和被洗脑后的“圣战分子”才能实施。倾向于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但具有基本理性的普通人群，也可能游走于恐怖主义与暴力犯罪之间，制造各种形形色色的“准恐怖主义”，从而让各国的反恐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事件发生后，纽约等地爆发了声称支持“言论自由”的“我是沙尔利”游行。但这一事件也应该让人们反思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严复曾将“自由”一词译做“群己权界”，精当地表达了自由必然涉及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权利分界问题。当言论伤害到其他群体的信仰和感情时，它是否已经超越了自由的“权界”，因而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

无论此次恐怖袭击有多少特殊性，当袭击者扣动AK47的扳机时，他们已经站到了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两个月前，法国国会刚刚通过了反恐法草案。尽管袭击者被审判时可能赶不上该法案的正式生效，且因法国已经废除死刑而不会被“血债血还”，他们还是应当受到法国刑法的严厉惩罚。

圣战与反恐

孙兴杰

法国一夜之间成为全球反恐的焦点，在《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遇袭之后不到24小时又有两名警察遇袭。于法国政府来说，这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提高了反恐级别；于发动袭击的人来说，这是捍卫信仰的圣战。当圣战遇到反恐的时候，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就开始了，也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法国近年来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在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占欧盟的四成以上，毫不夸张地说，法国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十月围城”，巴黎，这座世界之都，也被称为“巴黎斯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伦敦、马德里等地，欧洲成为反恐与圣战的新战场。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兴起之后，取代基地组织成为新的圣战中心。来自欧洲各国的志愿者超过3000人，尤其是法国、英国、德国公民成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重要来源。这些武装分子回国之后成为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除了法国之外，加拿大等国也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专有”标签，而变成了隐匿于全球角落的恐怖主义网络。这是一个恐怖袭击的黑色帝国，反恐与圣战成为没有“楚河汉界”的战争。

圣战与反恐，从字面来看，这几乎是难以相容的两种力量，都带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言论自由是欧洲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受到域外或者异己力量的审查。于穆斯林而言，先知或者信仰遭到亵渎，暴力只是捍卫信仰的一种手段。在这场圣战与反恐的较量中，欧洲成为被威慑的对象，恐惧感使很多媒体放弃了讽刺性的文字或者漫画；而穆斯林则让自己郁积于胸的屈辱感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

《沙尔利周刊》的悲惨遭遇意味着“文明冲突”已经超出了亨廷顿的预期，不是中东政体与欧洲博弈，而是欧洲内部出现了文明的断层线。前往叙利亚的穆斯林们，他们在法律上是欧洲国家的公民，但是在心理与信仰上却是伊斯兰世界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敌-我”的分化，这既是国家内部整合机制的失败，也是历史积怨难消的明证。二战结束之后，欧洲一片废墟，不仅缺钱，也缺劳动力，马歇尔计划解决了资金问题，欧洲国家从中东、北非大量引入“客籍劳工”，前后持续了几十年，这些移民的规模达到百万。在很多欧洲城市都有穆斯林社区，遗憾的是，虽然移民已经有几代了，但是心理界限却没有弥合。穆斯林的生育率较高，但是很难融入主流社会，青年穆斯林失业率高，难免产生怨恨。他们也是进不了自己的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回不去心中的故土（信仰上的）。

当“伊斯兰国”兴起之后，成百上千参加圣战的欧洲穆斯林使欧洲陷入了一场“内战”，作为回应，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兴起，尤其是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有强烈的排外思想。《沙尔利周刊》事件进一步激化了法国国内的反穆斯林的思潮，而勒庞是一个“站在权力门口”的女人，如果她入主爱丽舍宫，法国恐怕真会朝着“巴黎斯坦”的方向滑落。这代表了欧洲政治发展的潜在的隐忧，极右翼势力和穆斯林之间需要实现和解，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矛盾与摩擦要“去意识形态化”，就事论事的处理方式是消解圣战与反恐所附带的极端性的关键所在。

欧洲人打了几百年宗教战争，最终认识到世俗化、政教分离是和平之路，宽容是多元信仰和平共存的没有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