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长期以来，乱设机构、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等现象屡见不鲜，一方面增加了用于行政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好逸恶劳”、“拿钱不干事”的恶性风气，减损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此次中组部专项整治，短时间内完成40%的整治任务，可谓力度空前，成果显著，彰显了中央对超职数这一长期现象的重视和整治的决心，值得肯定。

欣慰之余，我们也注意到，“消化”超配干部之后，仍然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报告》中提到，有的地方超配干部免职后，职级和待遇依然保持不变，这与“吃空饷”无异；有的地方超配官员被调整到其他的岗位上去。辞官不辞薪，撤官不撤权，这类现象仍普遍存在。看上去是“消化”了不少，但只是名头少了，人员还是闲置，资源还是浪费，岗位依然饱和。

更需注意到，超配的4万余名干部中，副处级干部数量最多。论级别，副处级偏于基层，说明基层的超配更严重一些。进一步梳理，超配干部最多的职位是副秘书长，最多的情形是“养闲”，甚至“养老”。超配，表现形式是乱设机构、超编进人，具体情形，尤以人员的安置为突出。所谓安置，并非单指人事上的安排，更多是指人情上、名誉上的照顾，相较而言，基层更容易成为一个养闲、养老的场所。

造成干部超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观来说是个体制性问题，只是体制性问题累积的危害，在基层表现更为突出。我国对公务员主要采取职级与待遇相互“绑定”的管理模式，造成要想待遇提升，唯有“升官”一途，这导致基层很多乡科级单位的干部会在退休前想办法安排成副处级离职，让其拿到与之相应的退休待遇，这种现象在乡镇县市的普遍存在，造成了副处级干部严重超配。

以历史经验审度，冗员一旦激增，往往就是基层膨胀，几成定律。一旦开始裁汰冗员，“刀子”往往也是首先对准基层。从基层治理的角度看，人浮于事的直接后果，就是行政执行能力严重不足，负担过重，资源紧张，且“养人”甚至都会成为额外的工作，需要耗时耗力地投入精力。一方面，人事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需要早作打算，建立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由此显现尴尬处境，也涉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

完善干部的晋升考核机制，严格把关，防止纯粹为了“提升待遇”的晋升出现，以及适当推动个人收入与行政级别的脱钩，真正做到让“有为者有待遇”，这些长期性的努力，有的已经在做，有的体现为社会呼吁，并期待回应。我们必须看到，要想斩断超配的根，任务是艰巨的，光有一阵风式的整治是不够的，必须对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动大手术，这不仅需要科学的决策，更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