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5日晚上河南安阳两位中学生捡到3700元后交给110民警，可在四天后失主仅领到1500元，2200元不翼而飞。失主把此事发到朋友圈后，第二天，这2200元钱竟然又奇迹般地被退还给失主。1月3日，安阳市公安局纪委公布了对当天出警民警王某的处罚，对王某给予行政撤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北关公安分局分管领导和直接领导诫勉谈话。（据1月3日中原网）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学会的一首儿歌，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我无从亲自体会上交“一分钱”的自豪，但我相信，以后如果有机会在马路上捡钱，我还是会上交给警察。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优良传统，更关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这，也是我们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中最美好的成果之一。

然而，在“河南学生捡到3700元钱，失主仅领导1500元”事件中，警察把学生拾金不昧的钱自己昧了，这看似一件仅关乎个人品德的小事，却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当我们上交的那“一分钱”警察不还给失主或者不上交国库，我们又该怎么来监督？

警察昧了学生捡的钱，首先是对拾金不昧传统美德的践踏，其恶劣影响更是有可能对学生道德信仰的摧毁。试想，听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歌曲的孩子，在把钱交给警察后警察却据为己有，这会是一个怎么恶劣的“榜样”？

此事引出的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公民对公权力的信任如何得到监督。警察昧钱是明显的“被信任的公权力”滥用问题，如何对“警察叔叔”进行监督理应是法治社会清晰且有效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上述事件中，对公权力的监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媒体（包括微信等自媒体），二是公安局纪委；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在失主领到1500元钱发了朋友圈之后，第二天当事民警就把钱送回了，显示出了社交媒体在公权力监督方面极大地力量；在12月31日（6天后）安阳电视台播出《安阳初中生捡到3700元 交警察后2200元蹊跷消失》的报道后，市公安局纪委立即成立工作组对事件展开调查，显示出了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权威性；但在1月3号后，安阳市公安局纪委才最终做出处罚，而此时，事情已经过去了9天。在这样一个“自媒体—媒体—纪委”的监督链，恰恰说明了当下公权力监督的脆弱性。试想，如果失主不是义愤填膺地在朋友圈控诉，而是屈服于公权力，自认倒霉，这被警察昧了的2200元钱还能要得回来吗？这位渎职的警察又能被处罚吗？而公权力这样肆虐的事情，我们见得还少吗？

公权力不应游离于法治之外，而应置于法治的制约之下。所以更能让人放心的监督体系应该是，公权力内部一套完整地监督管理体系，如本案中，多人出警—出警记录—回所交接—电话反馈，任何一环节如果都能在制度的制约之下，严格执行，又怎么会有警察昧钱的事？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除了要织好“法网”，更须对“撒网人”即执法者进行监督。而完善对“撒网人”的监督，更需用法律来监督制约法律，这种形式的“自律”靠的不是自觉，而是严格执法下对公权力的限制。

除了警察昧钱外，那山西民警脚踩讨薪民工，打断肋骨，甚至打死民工，就更血淋淋地警示我们：失去监督和控制的公权力必然导致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