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自己公司申报的国家物联网专项资金能获得审批，镇江金钛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钛软件)法人代表丁某行贿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案发后，丁某主动投案，随后被一审判处缓刑。近日，记者获悉，北京市高院二审改判，对丁某免予刑事处罚。（12月2日《京华时报》）

行贿者得以免除刑事责任或者判处较轻缓的刑罚的事件并不鲜见，譬如，事涉刘铁男一案的部分企业负责人，目前也基本安然无恙。受贿者身陷囹圄，行贿者却逍遥法外，风光无限，这种对行贿者过于宽缓的做法未免有失公平正义，此种局势若不改变，也不利于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推进。

当然，司法机关对行贿人作出较轻缓的刑罚是有相应法律依据的，不能武断地认为这种处理是不正确的。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对犯行贿罪的，轻则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很多行贿者都属于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范畴。也即，行贿人是有“免死金牌”作为护身符的。

受贿与行贿作为一根藤上结出的“并蒂毒花”，属于对合犯，是行贿人和受贿人的相互行为构成的一种犯罪。司法实践中，要想查证行贿和受贿事实，必须有行贿人和受贿人的相互印证的供述，这是认定行贿和受贿的最关键、最重要的依据。缺少一方供述，再无其他旁证，都将成为认定行贿和受贿事实难以逾越的门槛。

于是，在具体案件查处中，对行贿的处罚成了现实的难题：如严查重判，行贿者与受贿者就会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互为攻守同盟，不仅案件难以查办，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受贿行为也难以有效打击。为了获得更多证据打击受贿，办案机关往往会争取行贿人的供述，将行贿人作为可以利用的“污点证人”来对待，对其网开一面，要么不立案处理，要么判处轻缓的刑事处罚。这正是很多腐败大案中，鲜见行贿者获刑的根本原因。

司法机关的“放纵”，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行贿人的鄙陋行为，侵蚀着反腐制度的肌体。受贿固然可耻，行贿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被勒索而行贿的，有多少主动行贿者不是怀着投机心理拉拢腐蚀受贿者的？事难办、脸难看固然是亟待整顿的官僚主义，但这都不是行贿者大肆拉拢腐蚀公职人员的理由。“有缝鸡蛋”该鞭挞，“专叮有缝鸡蛋的苍蝇”也必须拍，特别是，一些官员正是被行贿者拉下水后，无法收手，逐渐蜕变为“巨腐”的。

此外，不排除一些行贿者利用“免死金牌”，以先行自首告发、主动交待行贿行为来要挟受贿者“继续合作”，谋取非法利益。因为，依据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行贿自首者无罪，受贿者自首与否都将受到处罚，典型的“上了贼船难下来”，权衡之下，受贿者极有可能不会收手，顶风作案了。在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下，行贿者完全可以先行肆无忌惮地行贿，行贿之后威胁受贿者或者东窗事发后立马检举揭发，与办案人员做交易。这将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形。

正如有专家说，严惩受贿却又宽纵行贿，如此反腐跟开着水龙头拖地毫无两样，受贿落马，行贿免责，只会造成负向激励，侵蚀反腐制度的肌体。因而，反对腐败既要将权力关进笼子，也需对行贿零容忍，补上法律纰漏，严格刑事责任，不能让行贿者无责之事过于泛滥。

可喜的是，刑法修正案（九）征求意见稿对此作出了更科学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