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5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对已服刑近16年的被告人徐辉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宣判，宣告徐辉无罪，当场释放。10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从2006年受理徐辉申诉案，到他被无罪释放，这7年多的时间里，检察官们做了哪些调查工作，才能使徐辉案得以翻案。据记者了解，目前徐辉正在申请国家赔偿。（10月13日《京华时报》）

一个徐辉案，疑点重重，如证据无法确定被告人作案使用的凶器，砖头和电线均未找到；如没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明确将警犬鉴别书列为刑事证据种类；再如“经DNA检验，严某阴道内提取物含有两个不同个体成份，不排除有徐辉、周××的精斑”的结论也不具备唯一性、排他性……即便如此，徐辉一开始还是被判死缓。徐辉及其家人为了一个正义，等了16年，而最高检为了帮其伸张正义，也花了7年时间，可见过程之艰难。

透过徐辉案，也容易让人联想起其他的冤假错案。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南赵作海案、杨波涛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等。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多是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等。即便是如此拙劣的手法，也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这不仅令人痛心，也是法治社会的耻辱。倘若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河南赵作海不是被杀害者奇迹归来，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不是凶手另有其人，其如今也未必能沉冤得雪。

仔细分析可知，之所以有刑讯逼供的伎俩，或与各地对破案率的畸形迷恋有关。

而除此之外，山西洪洞县原公安局长李青明案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冤假错案。从此前舆论关注焦点不难看出，李青明案不仅与其他冤假错案一样，都是当事人“蒙冤入狱”，最终得到清白，更在于李青明公安局长的特殊身份。而让李入狱的原因，竟然是莫须有的“证据造假”，而这还是制造李青明冤案的唯一理由，由此可见当地当时的司法生态有多糟糕。让人无限感叹的是：连公安局长这样的官员都如此弱势，普通百姓的弱势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与这些案件相比，徐辉案虽然有着相同的轨迹，但也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那就是徐辉案在平反的过程中，并未有新证据出现，全是对当年原有证据的再分析，这是徐辉案进步的一面。没有被杀害者奇迹般的归来，没有真凶毫无征兆地落网，没有强有力的新证据的加入，徐辉案也能还原正义，见证了司法机关内部纠错的价值。证据还是那些证据、资料还是那些资料，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了，且更加贴近正义，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这样的内部纠错机制，显然是很重要的。毕竟，完美的制度设置，纠错机制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就必须保持纠错机制的稳定性，而不能让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不过，略感遗憾的是，即便是最高检督办，还原徐辉案的正义还是耗时7年，由此可见，最优的选择，永远是将问题防范于未然，即便真的出问题了，纠错机制也应提高效率，缩短还原正义所要耗损的时间，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公平。

就徐辉案而言，一个冤案在没有任何新证据加入的境况下沉冤得雪，见证了社会正气的增长、司法改革的进步，这是公众喜闻乐见的。

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聚焦于依法治国，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无论是关于普通群众徐辉冤案的探讨，还是关于公安局长李青明假案的讨论，都是恰逢其时的。毕竟，依法治国已经是中国最强音了，那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显然是正确的方向。

正如徐辉的辩护律师侯衍涛所言，“申诉了16年不仅仅是激情，还有我相信法律的进步，是‘中国的进步‘让我乐观，是‘法律的进步’给了我信心。”

我们更希望，在新的法治语境与制度里，每一个人都能对法律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