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纪委日前出台《关于开展“严肃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重点查处乡镇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农村“两委”班子中的党员干部“小官巨腐”现象。此次专项行动自7月中旬至今年年底在全市13个涉农区县全面开展。（人民日报8月4日）

毫无疑问，通过制定专项行动方案，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物力等，短时间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和有效的震慑作用，对打击和治理“小官巨腐”，能有一个有效推进和促进。但就近些年来各地基层不断爆出的“小官巨腐”案例看，仅依靠“运动式”的纠治方法，并不足以遏止此类现象的发生。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土地仍是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市里的农村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都不能直接进入市场，集体土地只有通过统一征收变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问题就在于，在征地过程中，因为缺少一个包含农民参与议价权利等在内的土地征用统一制度设计，土地卖不卖、卖多少、买什么价等，某种程度上都是基层等少数乡村官员说了算，这客观上就为那些心术不正的村干部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为他们贪腐甚至“巨腐”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与此同时，基层乡镇的许多工作都需要通过村干部来完成。比如征地、拆迁是当前许多基层党委政府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乡镇是无法离开村干部的：乡镇干部需要政绩，村干部需要利益，相互间很容易达成一种默契。而且乡镇为了短时间内出政绩，常常给予本没有多少权力的村干部很多权力，为让他们能完成征地拆迁等任务，不但对村干部施予小恩小惠，而且对他们截留征地、拆迁补偿款以及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等各种违纪违规行为有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种“政绩—利益”式的土地“小官巨腐”便有了坚实基础。换句话说，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等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是乡村官基层官员在土地方面“小官巨腐”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土地是“小官巨腐”的重灾区。此其一。

其二，重视不够，监督不力，把一些基层“小”官的“蝇贪”养成“巨贪”。无可否认，基层官员尤其是村官，包括上级监督部门在内，都认为是芝麻小官，没有多少权力、资源和条件，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腐败问题，即便有，也是汤汤水水、吃吃喝喝的小问题。因此，不管是从思想上、组织的人力物力等监督上，还是监管的事项、频率和空间上，都不够有力、及时、全面、连续和长期，致使一些基层官员从一开始的小贪没有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从而胆子越来越大，酿成日后的大贪乃至巨贪。就此意义上说，监督不力是“小官巨腐”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其三，监督制度执行不力是祸根。在基层的监督上，本来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杜绝腐败的基本制度屏障，比如村账乡管、乡村财务政务公开等。但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看，许多地方执行的并不怎样，尤其是一些问题频出、“小官大贪”、“小官巨贪”的地方，这些制度更是形同虚设。财务制度不明、必要的政务事项不公开，埋下了“小官巨贪”的祸根。

当然，“小官巨贪”还有很多现实复杂因素，比如村官法制意识淡薄等等，并不是一个“运动式”整治就能解决的。

因此，纠治“小官巨贪”，进行集中治理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要想从根本上遏止这一现象，却还有更多的另外基础工作要做。比如，一要针对腐败问题多发的土地征用等问题，出台统一有效的监督制度，如土地征收的“顶层设计”，离析乡镇与村干部之间的“政绩-利益共同体”，扎紧制度“笼子”，挤压“小官巨腐”的灰色空间和可能；二要监管部门尤其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思想上改变和重视对乡村“小”官的监督，并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经常性、长期性、全面性的无缝监督；三要针对发挥基层民众监督作用、遏止“小官巨贪”的基本制度，要严格落实，让阳光和民主真正发挥有效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