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3方面11条具体政策措施。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7月30日，新华网）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进一步淡化了城乡户籍观念，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如是举措体现了人性化户籍改革思路。但是，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意味着户籍改革仅限于中小城市，大城市户籍藩篱并没有拆除，特大城市落户政策还可能进一步收紧，未免让人遗憾。

虽说全面放开户籍制度难度较大，户籍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在户籍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对此充满期待。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户籍门槛依然高不可攀，户籍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只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不同地域户口附加值差异较大。特别是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户口附加值差别明显。通俗地讲，统一登记居民户口，只是一张小范围通用的地方粮票。我认为，户籍改革关键要剥离户籍的附加福利，赋予不同户籍性质，不同地域人员平等权利。

因为户口的不同，公民实际享受到的权利其实并不平等。这不仅涉及城乡二元化体制，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户口的附加功能差异明显。国务院参事马力曾表示，户籍制度背后附加了大量福利制度。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33万。在特大城市，这种差别甚至上百万。不同地区户口附加值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撷取几种公共服务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一，尽管各地都出台了住房保障政策。但是，不少外来人员被排除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是否享有保障房待遇，其经济附加值差异动辄上百万元，几乎是劳动者一辈子的收入，因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住房福利差异存在巨大差别。

其二，尽管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转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公民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尚不能全额跨省转移，社保流动依然比较困难。由于异地就医结算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居民看病跨地区报销并不容易。居民外地求学、就业、定居还存在一些制度瓶颈。社保、医保“一卡通”并未实现“全国通”。

其三，教育附加值很夸张。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外来人口不仅不能享受当地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也不能异地报名高考。虽说教育部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是考生录取率高的地区，根本不愿放开异地高考。在北京，外来工随迁子女即便具备了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在京连续缴纳社保三个“已满6年”与“连续在京就读高中3年”等苛刻条件，也只能报考高职院校。如此异地高考方案形同鸡肋。

其四，一些城市推出的住房、车辆限购政策，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外。如果外来人口没有当地户籍或者社保缴费没有达到足够的年限，即便手捧钞票也无法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买房买车。

大、小城市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分配两重天，住房保障没有份，社保医保不自由，教育不平等，买房买车被限制。公民安居乐业的基本要素都不具备，收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部分大城市关门享受好福利，谈何公共服务均等化？

取消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不难；难的是，改变户籍的福利功能，对不同地域的人平等赋权。如果把每个公民都纳入统一的权利保障视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民在中小城市也能公平分享发展机会与社会资源，实现安居乐业，他们也不会如此神往大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