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近200名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长达7个月，将位于朝阳常营乡的项目开发商千亩银杏（北京）养生休闲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围困在办公室，并要求支付工资。针对民工围堵开发商讨薪的情况，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认为，民工将开发商围堵在办公室内禁止出入长达6天，已侵犯当事人人身自由权，涉嫌非法拘禁。（7月15日《新京报》）

有句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因工资被拖欠长达7个月，近200农民工把开发商堵在办公室里，采用极端方式讨要工资。有的民工已70多岁，有的还带着老婆孩子，他们的午餐只是简单的拉面……面对如此情境，有何理由对他们横加指责呢？

可能有人会问，除了围堵开发商，难道没有其他讨薪方式吗？提到这一点，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各种各样的讨薪“创意”，诸如下跪、跳楼、堵路、上访、爬塔吊、跪拜范仲淹、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等等。仔细想想，如此丰富的讨薪手段，有哪一个不是农民工被逼无奈而做出的选择呢。农民工也要养家糊口，需要按时足额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但由于欠薪而使他们牺牲尊严、“人格矮化”，或是走上“违法讨薪”之路，这样的结局，让人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合情理？

当然，农民工还可以利用法律手段维权讨薪。但不少事例证明，通过劳动监察部门申诉程序繁冗复杂，往往会遇到各部门相互推诿的现象，消耗的时间过长。法律人士“支招”农民工联合起来走集体诉讼，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毕竟，欠薪长达7个月相关部门却不管不问，摆出一幅“民不举官不究”的姿态，仅此一点就让人对依法维权讨薪的前景产生担忧。

再者，利用法律手段维权讨薪需要付出成本。一份《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这还没有计算为此产生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试问，为讨薪支付高成本合算吗？

开发商把责任推给承建单位，承建单位再把责任推给开发商，这样的“踢皮球”做法屡见不鲜。究竟谁该付起欠薪责任？对相关部门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然而，相关单位的精明实在让人汗颜，承认自己欠薪的事实，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农民工工资，虽然不是“恶意欠薪”，但就是一直这么拖着，给相关部门执法增加难度。退一步讲，欠薪单位即便迫于各种压力结清欠薪，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处罚。欠薪违法成本低，让他们敢于肆无忌惮地欠薪。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破解农民工讨薪难，需要制度保证。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尽量简化讨薪诉讼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另一方面，还应明确欠薪入罪的操作方法，并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恶意欠薪”，提高违法欠薪成本。如此，才能对欠薪者形成威慑力，从源头上终结“极端讨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