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臣”这个死了两千年的名词，近日竟又引出热议——中纪委常委姚增科严厉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点出了“当下一大忧患”。

其实“家臣”这个东西，并不是地主家看家护院的“家丁”，也不是豪绅府上前呼后拥的“家奴”，没有那样简单。家臣制是奴隶制时代西周分封制下一种基本人事组织制度呢！周天子将距京城稍远的地区分封给诸侯，称作“国”，诸侯又将封国内的地区分封给卿大夫，这就是“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属，自宰以下的司徒、司马、工正等官职，都成为“家臣”。家臣与卿大夫形成雇佣和臣仆关系，必须效忠卿大夫一人，而且还不得越级“效忠”。

“家臣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卿大夫的人身依附关系。“家臣”的食邑也好，供养也罢，全都来自卿大夫，他当然只能“效忠”这个主子啰——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公仆”，拿着国家的俸禄，靠着人民的供养，却认为头上的乌纱是某领导“给的”，所以公然地称其为“主公”、“老板”，公开地自称“俺是他的人”，心甘情愿当起了“家臣”，只“效忠”于一人，而“不知有国”！“家臣制”的基础是分封制，卿大夫的“家”，是宗族与政权的合一，在他的封地范围即“家”内，可以任意肆虐无所不为，甚至连家宰、邑宰这样的“家臣”都可以得到他赐予的封邑和武装力量。这种分封制，直到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和官僚制才结束。这其实说明，“家臣”及作为其基础的“个人领地”现象，比封建制还要倒退几百年，这可是奴隶社会才有的政治形态啊！这种“领地”或是“私邑”现象在今天某些地方的回潮，某些“公仆”在“分管领域”的横行不法，难道不应当引起中纪委的强烈谴责，激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吗？

这些天，还有一个热词流传，那便是“教父”——刚刚落马的贪官，萍乡市的政协主席贺维林在当地官场某些人中间被尊为“教父”。其实“教父”一词，原意是指婴幼儿受洗时赐以教名并承担其宗教教育的人，是个宗教的好词。那么贺维林是“教父”么？不是的，他充其量是一个江湖上的“老大”而已。贺维林利用职权和影响，给数百名亲朋戴上了乌纱帽，“势力”遍布萍乡官场；贺氏家族豪取巧夺，萍乡的房地产二分有其一，被称为“城”。贺维林广发官帽，广结党羽，竟使有些官员不知道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只知道头上的乌纱是贺维林这个“老头子”给他戴上去的，所以把他当成“教父”，当成权力的来源，不但没有一点圣洁的宗教色彩，倒有了不少黑道的意味呢！

从“家臣”说到“教父”，并非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整饬吏治的严峻性，恐怕已不是一点“远虑”而已。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要熟视无睹，更不要听不到中纪委的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