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侯志强在河北侯落鸭村的暴力生活，成为中国基层法治疲软的典型案例。他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郑潮军因用铁锹打死村长侯志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于今年，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7月13日《新京报》）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动辄暴力伤民的村长侯志强，当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谓不大。于此可以说，村民的联名上书，是求情，更是对于“恶霸村长”压抑已久的愤怒的释放。但这种民怨或说伤害，在悲剧发生之前不但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报警，警方也是姗姗来迟。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村霸”的生成或许就是一种必然。

作恶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铁锹之下，但正如新闻中所示，侯落鸭村的明天会如何，却无人知晓。村长伤人，并没有有效的基层仲裁组织予以干预调解，每个人唯恐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且村民选举被暴力威胁所左右，这说明基层应该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而向上级部门反映村长的恶事，要么被拒绝，要么警方行动迟缓，说明应有的治理触角并没有延伸到乡村来，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或说丛林地带。因此，一个“村霸”被终结，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瓦解，更不意味着应有的基层秩序的回归。

如今，“村霸”鱼肉一方的现象并不少见。且不说那些被曝光的惊人的村干部腐败案例，于这起新闻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见怪不怪”，并反问“这样的事情还少吗”的网友也不在少数。如此有违常理的荒诞现象居然普遍性存在，无疑是一种深层的警示。在以往谈论乡村的空心化时，我们大多还是指村中年轻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却以更残酷的事实说明，原有的乡村秩序正被某种灰色化的强权甚至是蛮力取代。

□ 朱昌俊（四川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