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侄子降生后的一两个月,家人为准生证的事儿困扰了许久。

按道理,弟媳怀孕后就该去办好准生证的。事实上,为了这事儿,在广东制衣厂打工的弟弟两口子,也专门请假回家去办过。只不过,每次到乡政府,都找不到办事的人,周折了几回,就把这事儿给搁下了。之后,父亲也代为跑了多趟,无奈往往找不全办事和盖章的人,结果一直拖到孩子出生。

孩子出生后,因为没有准生证,麻烦接踵而来。在医院生产,没有准生证不能享受医保等政策待遇,也拿不到出生证明；没有出生证明,自然也上不了户口……为了补办准生证,父亲继续奔波。

问乡里,乡里说,找村干部；问村干部,说这属于违规,要交钱才能办妥。父亲觉得孩子是头胎,不违背政策,罚款太冤,打电话给我诉苦。我随即查阅了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条款,并仔细研读了江西省的计划生育相关法规政策,发现只要在孩子出生6个月内补办准生证,就不是违规,也不该被罚款。

我把相关条款发到父亲的手机,让他给政府的人看,结果再度遭到村干部的为难:“你这是钻空子,头胎生了个男孩,就来办准生证。”他忘了孩子出生前,我父亲曾经多次找他们办准生证,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揣测,来证明孩子的出生是违规的。

父亲没有法子,只好看看有没有别的门路。他找了一个相熟的干部,那干部说,你这事儿也不大,就看拿印章的那人愿不愿意盖这章。父亲央求之下,这名干部看在亲戚的情面上,答应帮着想想办法。

恰好有一天,乡里的书记在集市一家店里喝茶,这名亲戚也在场,于是他在书记面前说了我父亲办准生证的事儿。亲戚还告诉他说,办证这人的儿子,在某省的报社工作,并夸张我打电话到省里问了补办准生证的事儿。书记立马让那亲戚电话给我父亲,让他过去,并抱怨说“这种小事,何必打电话问省里呢?”紧接着,他马上给乡长打电话,让乡长告诉负责计生的干部,尽快办妥此事。

这次与书记的“遭遇”后,准生证很顺利地补办下来了。那名说要交钱解决问题的村干部,也揶揄我父亲“攀上了高枝”,很不心甘地在手续上盖了章。

用父亲的话说,他这是享受了一次“特权”,终于把准生证给办好了。如果不是书记开口,准生证估计还是很难办下来,可能要交钱才能顺畅地办好。据父亲说,村里有不少没来得及在孩子出生前办准生证的家庭,都是交了钱才得以补办的。

原来我以为,在中央要求“转作风”之后,基层政府的办事态度和效率,或许也应有所改观了。通过这次家里在办准生证过程中的纠缠和波折,让我看到,基层的权力运行,依然存在着无序混乱的地方,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也还存在。而农村人,很多也不懂法,面对违规的指控、交钱的要求,往往只好忍气吞声。

办张准生证,居然要依靠“特权”,实在匪夷所思。公民依法享受行政服务,难道不是当然的权利吗?尤其是在农村,人口外流,办准生证等本来就很折腾,基层非但不完善服务,还出现办事员脱岗甚至刁难民众的现象。基层权力部门的确该好好整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