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下午，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公布了“高考替考”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河南省招办称，到6月18日上午案情已有初步进展，通许、杞县已经排查出疑似被替考生7人，其中通许县4人，杞县3人，正在进行查实认证。对于两县的全部监考人员也正在进行排查。河南省招办强调，“我省已查实普通高考替考127人，是在普通高考期间，中央电视台报道之前。（据2014年6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有组织者在武汉高校物色大学生当“枪手”，到河南替考，一条龙服务；监考监管一路“绿灯”，助成替考“流水线”……河南杞县等地替考舞弊案，震惊全国。震惊之余，人们不禁要问：指纹识别技术、身份证识别仪，甚至人脸识别技术，不断升级的身份识别技术为何没有堵住高考替考？如此大规模替考案事先的蛛丝马迹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各道把关审核程序为何一再失守？有些考场为何集体沦陷？

仔细梳理近年来发生的高考舞弊案便会发现，如今的高考舞弊已经从早期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集团作战；从买卖答案、作弊工具、高考移民等钻空子行为，发展到冒名替考等内部运作，俨然形成一条以社会中介为纽带，以相关部门为主攻对象，连接考生、家长和“枪手”的黑色利益链。至于作弊手段，有的是在高考招生图像采集系统中，调换电子档案中的照片，临时弄一个准考证，最后再请招办的人把图片信息还原成考生本人；很多替考者甚至直接拿着被替考者准考证、身份证进场……这些，显然是需要事先买通好相关内部人员。

应该说，今年的河南高考组织工作，层层把关、无线电屏蔽、指纹验证等一系列举措不可谓不严，但由于相关公职人员被买通、监考老师对异常情况报警视若无睹，正是“内部人员”和监考教师的不作为和渎职才使替考畅通无阻。据替考组织者介绍，他们先搞定主监考的领导，再搞定监考的老师，打点一个考场起步价是7万元。重赏之下，监守自盗就可想而知了。

显而易见，高考监管最大的漏洞不是试卷，也不是技术，而是“内鬼”们的监守自盗。事实上，每起高考舞弊案件的背后都有官员的身影。2007年河南郸城替考案中，县教体局局长、招生办主任均牵涉其中；2007年安徽砀山高考舞弊案，当地教育局招办主任、副主任都被卷入；2008年甘肃天水替考案案发后，甘肃、山东两地公安、教育等系统近50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从媒体报道情况看，绝大多数高考舞弊案件都是在“上压下挤”的重压之下查处的，罕见有自查自纠的成果。这说明，高考舞弊案件的推动者不光是家长，学校和地方政府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少地方，高考升学率被政府和学校作为考核“指挥棒”，导致这些地方对作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充当起“保护伞”“助推器”。而且，对“内鬼”处罚较轻，一般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由于违法成本低，才使得部分“内鬼”敢于知法犯法、有恃无恐。

没有“内鬼”何来家贼？“打蛇打七寸”，高考舞弊案件的要害在于“内鬼”监守自盗。净化高考考场应始于肃清“内鬼”，不严厉惩处“内鬼”，不把“内鬼”们的嚣张气焰打掉，就无法从源头上斩断高考黑色利益链，高考公平公正的努力将永远是徒劳的。同时，在现有的高考模式下，还必须打破行政单位单一负责制，重视探索监督力量的“扩充”，引进更多的社会力量监督高考全过程，最大限度地避免漏洞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