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电影业最受瞩目的导演，张艺谋被公认有才华。但有才华的导演多了，冯小刚、陈凯歌等的才华都不比他差哪去，但最终张艺谋还是略胜一筹。为何？近日，就热映电影《归来》的创作，他详细剖析了自己的电影“心路”，说了句掏心窝的话：“我和当代作家相伴成长。”实际上他透露了一个巧妙的秘诀，就是从当代文学丰厚的养料里“盗取”了“火种”。

近30年的电影生涯，张艺谋拍过《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些影片都受益于一批中国最前沿的当代作家：莫言、刘恒、苏童、余华、毕飞宇、严歌芩等的小说。文学是艺术之母，这个道理很多电影导演明白，但都没像张艺谋如此重视，甚至是依赖。他拍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突然觉得准备不足，但剧组已经成立，没“米”下锅了。他唯一求救的还是文学杂志，找最有“沸点”的小说，就诞生了刘恒编剧的《秋菊打官司》。以致不少大学中文系讲授当代中国文学史，都无法绕开张艺谋的电影。

但张艺谋对文学作品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他有极强的选择性。眼光如何决定成功与否。他首先是要具有画面感的文字，他看中莫言的《红高粱》，就是觉得小说色彩浓郁，有视觉性。其次，小说作者不仅具有号召力，作品还要对社会生活产生共鸣，唤醒大众对遥远的理性或当下的感性目标产生清晰记忆。还有，文学作品要能调动张艺谋本人的创造灵感，与他的风格与思考产生心灵感应。改编《陆犯焉识》，有些评论者偏激地批评他，为什么不触及劳改的部分？他的选择，觉得“劳改那部分，拍轻了没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所以他选择“通过一个家庭来折射那个时代”。通过家门和车站的门，开与关，来传达一种寓意。

尽管选取的都是当红小说，张艺谋依然坚持要糅入自己的理解与创造，尽管有时背离小说原意。刘恒编完《秋菊打官司》，他推翻，提出要变成纪录片风格，刘恒差点急疯了。但事实证明，他的再创造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