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实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

前不久，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了解大学生创业者是否需要增加“营养”。有创业者反映，股权变更登记太复杂，影响了资金引进，把投资者给吓回去了。一番对话，引发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了？是否存在该管的没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该放的没有彻底放开放到位，甚至出现明放暗不放、这边减那边增的现象？简政放权要“乘胜追击”，必须时刻回答好这一命题。

作为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项审批事项，力度前所未有，变化立竿见影。与之相伴的是，新注册企业增加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创下10多年来最高。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简政放权这门“当头炮”，成为“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实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继续解决创业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破解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等改革难题，就要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好一些环节“放没有真放、管没能管住”问题，尤为关键。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肠梗阻”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自我革命的难度。一是放权不对位。给海岛城市下放草原经营许可，向缺煤地区下放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看上去权力不少，实际上有权难用。二是放权有水分。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捡起来；部委取消了，协会又如获至宝；行政审批少了，“红头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权不彻底。受理权放了，终审权紧攥手中；决定权放了，发证权却不放，于是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两头跑”现象。克服这种“没好处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头，是简政放权的难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险滩，戳的是痛处。如果政府部门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怎么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如果“变相审批”抢滩登陆，“隐性审批”暗流涌动，“灰色地带”依然存在，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如何激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坚定？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成效，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节奏；而简政放权“向自己开刀”的力度，则直接来自于政府推进改革的勇气担当。

这种担当，既体现在通过大力放权，“让市场更有效”；也表现为通过强化监管，“让政府更有为”。必须看到，放权的过程也是强化监管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撒欢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要给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前者是市场作用，后者是政府作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戏。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面对权力下放的过程，如何构建联动机制，让上面放得到位、基层接得住盘，使权能匹配、权责对等、权属清晰？面对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有没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进而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权、放真权”容易，不仅需要大公无私的勇气，更需要善于学习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正所谓“少则得、多则惑”，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改革要求，从而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积微以成著，行稳而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