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日前发布名为“将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落到实处”的报告。报告认为，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而“公共财政收入”仅是衡量“宏观税负”各指标中口径最小的一个。

为此，报告建议，财税改革跟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破除利益格局牵绊，将财税改革落到实处在当下尤为重要。

“人均万元税负”高不高，居民和企业的税负重不重，说实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一方面，这是官方能够统计和公开的税负，难以统计和无法公开的“税负”有多少，可能没有一个部门说得清。如各种收费、罚款、摊派以及黑色支出等。特别是企业，为了办事方便，或争取政策，哪个不需要在政策之外开支一大笔。另一方面，税收的效率如何，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税负重一点，效率很高，倒也无妨，毕竟高效率的税收能够产生高效率的收益，从而缓解税负沉重带来的矛盾和压力。

如何来判断税收效率的高低呢？一般情况下，就是看税收收入的使用，亦即税收形成以后如何分配，如何使用。如果使用效率高，税收的作用就大，反之则小。要知道，在相同的社会事务和公共需要下，税收的使用效率越低，需要的税收就越多，对企业和居民的压力也更大。相反，税收的使用效率高，需要的税收少，对企业和居民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税负也会逐步降低。

中国现阶段在税收的使用方面，效率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到现在，财政收入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但财政困难的局面一点没有改变，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等仍然十分短缺，可见，税收使用的效率是何等低下，“三公”经费等非效率性支出对税收使用的影响有多大，造成的客观税负有多重。

所以，如何提高税收的使用效率，是必须在下一步财税改革中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的一道难题、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效率的高低、税负的轻重，远不是税收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那么简单。税收政策的合理性和各种非税收行为的合法性，比税收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更加重要。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纵然税收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再合理，也无法使税收的效率得到真正提高。

就非税收行为的合法性而言，如果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非税收行为，特别是不合法的非税收行为，那么，不仅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会大大加重，税收政策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而目前的税收政策无疑是不太科学、合理的。从最大的税种增值税来看，不仅计税方法很难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要求，而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合理。再如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是不利于企业提高科技含量、不利于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能够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反腐倡廉等形成有效促进的房产税、遗产与赠予税、物业税等，也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出台，使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眼下正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推进财税改革。但是，到底改什么、从哪些方面改、能改到什么程度，迄今为止，有关方面还都是作些原则表达，而没有明确的思路和目标。事实也证明，要出台真正科学、合理、有效的财税改革方案，难度很大，阻力也很大，就看决策层的魄力和管理层的智慧了。

也正因为如此，有关“人均万元税”高不高、重不重的问题，也就不需要在数据上做文章，而应当从效率上下工夫。效率高，则不重；效率低，则很重。

谭浩俊（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