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乱办证”，反映的是一些公安及政府部门乱作为的问题，具有权力寻租的特点，“房姐”们之所以可以自由地转化身份，在于其手中的关系或金钱。“办证难”，反映的则是不作为问题，任凭群众“磨破嘴、跑断腿”，一些办事人员就是不为所动。“乱办证”和“办证难”，是两种人群在办证过程中截然不同的经历，但两种现象背后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

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赴陕西省榆林市与基层所队户籍民警进行座谈。黄明强调，抓好 “乱办证、办证难”这一突出问题的解决，坚持不懈，形成常态长效。要有决心、有意志坚决打破“不找人难办事”的潜规则，让老百姓不用找人就能很方便地办成事，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公信力。

此次，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榆林市强调解决“乱办证、办证难”顽疾，其地点的选择可谓意味深长。神木县隶属榆林市管辖，而“房姐”龚爱爱就出自神木，她不仅在北京坐拥20多套房产，而且有4个户口及相应的四个不同身份证号。2013年初，媒体曝光了以房姐为代表的一批“多房族”，这些人因为拥有的房产太多，不得不“虚构”身份，以此分散风险、掩人耳目。房姐、房妹浮出水面后，户籍乱象也随之被曝晒在阳光下。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国家行政制度，公民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福利权益都与户口相联系。而身份证更是每位公民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工具。然而，透过“乱办证”现象，老百姓看到了金钱和关系的“威力”，有钱或有权的人长袖善舞、无往不利。“房姐”们可以在不同省份成功进行多次原始户籍登记，身份证号这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竟可以随意篡改。办证乱象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和政府的公信力。

“办证难”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则是源自去年10月份，媒体对刁难办证群众问题的曝光。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小伙子，往返老家河北武邑六次，行程三千公里才办好护照。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仅态度粗暴，而且要求“古怪”，办理因私护照居然被要求携带公司营业执照。当群众有过如此办证经历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拿着一点权力，就随便玩弄老百姓”。

“乱办证”，反映的是一些公安及政府部门乱作为的问题，具有权力寻租的特点，“房姐”们之所以可以自由地转化身份，在于其手中的关系或金钱。“办证难”，反映的则是不作为问题，任凭群众“磨破嘴、跑断腿”，一些办事人员就是不为所动。“乱办证”和“办证难”，是两种人群在办证过程中截然不同的经历，但两种现象背后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

花钱买户口，是赤裸裸的权力寻租。在“熟人社会”的现实背景下，找人、托关系办事的潜规则，其实质是变相的权力寻租。一些人动用各种关系以公共权力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这种活动结成了熟人网络，形成复杂的人情债，最终的结果是权力寻租期权化。权力随着寻租次数的增加，其“标价”就愈加清晰。当权力几乎成为现金等价物时，一些办事人员会热衷于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自身利益，本应履行的为百姓办事的义务，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在“负担”之下，机关单位就更加门难进、事难办，而“不找人难办事”的潜规则被进一步强化。

“乱办证、办证难”这些乱象背后，除了贪腐和作风问题以外，还有制度性问题存在。此次公安部就户口、身份证办理中出现的问题，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同时强化监督，拉起“开除”和“刑事责任”两道红线。公众在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时，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但是，要知道我国是“证件大国”，据不完全统计，公民一生中需要办理的各种证件超过百个。

办理一个证件，相当于一次行政审批。每一个证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权力、一次收费。证件种类繁多、办证程序繁琐，不仅让百姓疲于奔命，也滋生了腐败和官僚主义。要想达到“不找人就能办成事”的境界，其核心还是在于对权力的约束。要让每一次办证都变成权力对公众的服务，而非相反。同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还必须减少证件种类，由此可以大幅减少社会成本，同时尽量减少权力对公民生活不必要的干涉和影响。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