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半年我去希腊访问，当时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希腊人生活得十分悠闲自在。当地导游讲的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此前刚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访，负责接待的一位希腊文化参赞感慨地说，希腊人都懂得工作的意义在于享受生活，但中国人似乎只知道工作，“就像我们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成天往山上推石头，石头推上去滚了下来，你们又接着推。这样做有意义吗？”

我得承认我理解能力肤浅：原来我认为西西弗斯成天往山上推石头，是在做苦力，天神对他贪欲和欺骗的惩罚是肉体性质的。现在才知道，其实西西弗斯所受的最大惩罚是精神上的痛苦——让他每天所做的事毫无意义！

传统经济学总是认为，劳动者劳动，是为了获取报酬。也因此，获得更多报酬，成了劳动者劳动的唯一也是最大意义。为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管理者只需要在报酬上做文章即可。当代行为经济学则表明，获得报酬对于劳动者来说固然是最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劳动者还希望从劳动中获得其他满足：比如，对其能力的认可、对其工作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的肯定，等等。也就是说，劳动对劳动者来说，还有社会意义。

为了验证这点，经济学家设计了这样一组实验：请两组喜欢亲自动手装配的机械爱好者，让他们按要求组装一种小机器人战士。给付报酬实行计件工资制：组装好第一个机器人，工资是2美元；第一个装好后，会问你是否愿意组装第二个，组装好第二个的工资将减少11美分；以此类推，你每组装好一个，工资就会减少11美分。时间上没有限制，一直到你不想干为止，这时会根据你一共组装了多少机器人付给应得报酬。

第一组是“正常状态下”的实验。设计者让参与实验者把组装好的机器人调整到他所喜欢的“战斗姿势”，然后小心放进盒里收起来。参与实验者“好像在担负一项使命，一个接一个不停组装机器人战士”。结果，平均每人装配了10.6个机器人，平均拿到14.40美元回报。当组装下一个机器人的回报降到原来一半以下时，近70%的参与者还是选择继续干，而且每个参与者离开时都非常高兴。

实验设计者专门设计了对比组。在另一组实验中，参与实验者组装好第一个机器人后，设计者当面将其组装好的机器人进行拆解。面对参与实验者的迷惑，设计者说，“如果你还愿意继续组装下一个，就把这个拆解的重新组装起来吧。”以此类推，结果，这一组参与者平均每人仅装配了7.2个机器人，平均拿到11.52美元报酬。当组装下一个机器人回报降至原来一半以下时，只有21%的参与者还是选择继续干，而且每个参与者离开时都一脸沮丧。

上述实验的结果表明：同样的报酬条件，“有意义”条件下工作，劳动者积极性高，效率也高；而如果劳动者看不到工作的意义，或干脆抺杀劳动者工作的意义，劳动者积极性随之降低，效率也将随之下降。

由此，行为经济学家充分认同马克思当年关于分工会产生异化的观点。马克思当年认为，现代化大生产使分工越来越细，劳动者被固定在生产线上从事属于他的那一部分简单机械重复工作，看不到最终产品，与生产目标相分离，看不到劳动的意义，自然也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

基于以上认识，高明的企业管理者，一定不能简单地把与员工之间的契约看成单纯“干活挣工钱”的关系，而应该同时赋予员工工作本身以“意义”。这不仅仅是从员工角度考虑，而是也可以提高企业效率，是一个双赢选择。

也是受此启发，我还想到，国家如果能在实践层面更多展示“中国梦”与每个公民“我的梦”之间的内在关系，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全体人民，使每个人一方面认识到实现“我的梦”的价值，另一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更加努力。

卢周来（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