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结长达14年之久的基本稿酬标准，终于得以松动。23日，国家版权局官网发布了关于《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根据修订内容，原创作品每千字稿酬将有望从目前的30元至100元，提高到100元至500元，原创作品的版税率则有望由目前的3%至10%，提高至5%至15%。（9月24日北京日报）

消息一出，旋即引来热议一片。事实上，关于稿酬或涨稿酬的消息，多年来可以说多达N次，而关于这方面的热论更是多达N的X次方倍。遍观这些新闻或议论，目前形成的共识是如何涨、及时顺利兑现问题, 而不是稿酬该不该涨的问题。

但是，就有人在“稿酬该不该涨”上纠结。这次“涨稿酬”消息发布后，就有媒体刊发论者《涨稿酬并非好事》的文章认为，有人拿鲁迅的高稿酬呼吁涨稿酬，不具代表性；文字是商品，其价格当然由供需即市场决定；所谓稿酬过低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对于市场化的媒体以及作者而言，政府制定的稿酬标准毫无意义；涨稿酬对初出茅庐的写者不利。言外之意，政府主管部门不该干涉、制定稿酬标准。在此，笔者不想说文人相轻，为了吸引眼球和提高采稿率啥话都能说、都敢说之类的话，只想提醒一下，这有脱离实际之嫌。

不可否认，从根本上说，文字是商品，媒体也是市场化的主体——文化企业。但问题是，只要是商品和企业，其交换价格就不能进行政府干预了吗？这显然值得商榷。

对于竞争充分完全市场化的商品和企业，包括价格在内的行为，政府的确不宜过多干预，比如服帽、水果等行业。但对于竞争不充分的企业，比如油气、水电、药价、银行收费等，实行市场调节的同时，政府就应进行必要的加工等干预。还有，劳动力也是公认的商品，但各级政府也根据实际制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原因就是在这些交换关系中，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在相关商品交换议价过程中，相对方并没有或完全决定价格的最终权利。这是保护弱者的必要举动，目的就是让广大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最大化。

再说文字与媒体的关系，尽管我国的媒体已经进行市场化改革了，但很大程度上还带有创办、用稿、付酬的垄断性。大多情况下，媒体用稿付酬，最多是提前定好标准，至于作者满不满意没得商量；甚至很多时候，事前并不明确文字价格，而是事后“看着给”，随意性过大，至于外媒的给付稿酬标准的压力，十分有限。要说竞争，这充其量是十分有限的竞争。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国稿酬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文字作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相关媒体至少在文字议价上处于相对垄断地位，对其进行一些最低稿酬标准限制，是必要的。而论者“名气大的作者，即便写得烂，文字依然供不应求，稿酬也高。没名气的作者即便写得再好，可能也无人问津，很多时候能给点稿费就不错了”的说法，也更有力证明这样做的必要性。这已不单单是金钱关系，而是牵扯我国文化能够真正长久繁荣的问题。

还有，如果文字（作者）和媒体确是单纯市场关系，那为什么此前还有媒体及媒体人大力呼吁对图书进行价格立法保护？而且，此前网友一致（直）挞伐的关于一些媒体采稿不给稿费、少给稿费、慢给稿费等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媒体在文字（作者）和媒体这对交换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对其进行稿酬最低给付限制，更显必要性。

说来说去，人们热议“涨稿酬”，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媒体采稿一定要给付作者具体多少的金钱，而是渴望在媒体采稿与发放稿酬这一问题上，能够拥有更多的、充分的议价权、知情权、获得报酬权、追偿权等，再不济也要有效的拥有后三项权利。明白了这一点，所谓的市场问题、报酬过低问题等，在此次“涨稿酬办法”征求意见过程中，就不会是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