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轮“海娜号”被扣于韩国济州港，激起部分国人心理震荡。泱泱大国的邮轮，满载中国游客，却被韩国一个小小的地方法院轻易查扣，脸面上过不去，这是其一；其次，扣船事件的起因，竟然源自国内两家企业的经济合同纠纷，这叫兄弟阋墙，外“引”其侮。

被扣邮轮上的1300余名游客，对申请扣船的一方“很愤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游程打乱，好心情无以为继。但某些媒体评论却言重了，说申请扣船的沙钢船务“挟洋自重”，突破了人道主义底线，应该遭到道义上的谴责。

不就是一起经济纠纷导致的法律措施吗，怎么扯得上人道主义？即便可能引发人道问题，比如老人与儿童可能因此受到惊吓，患病而不能及时救治等，那也是法律措施有失周全，应当担责的是韩国济州法院，而没理由让沙钢船务代人受过。

在扣船事件中，沙钢船务是关联人之一；而在引发扣船法律措施的经济纠纷中，沙钢船务作为债权人，却是法律意义上的潜在受害人。在这层法律关系上，应该同情值得声援的是沙钢船务，而不是被扣邮轮的所有者——在合同纠纷中理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海航。

沙钢船务将船租给“大新华”公司，海航集团为下属“大新华”出具了担保函，这就构成完整的法律关系。“大新华”经营不景气，拖欠包括沙钢在内的多家公司租金，已在香港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沙钢船务以国际通行的惯例，申请法律措施查扣海航旗下邮轮，是没错的。法律上没错，道义上也无可指责。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谓法治，就是以合同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纠纷时走法律程序，利益受损靠法律维权。可我们确立市场经济方向这么多年，法治现实却不容乐观。三角债往往成为难解的死套，债权人维权千辛万苦，债务人赖账反而逍遥快活，法律判了却又因执行难徒叹奈何。像沙钢与海航的纠纷，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已有伦敦法院的裁定，剩下的就是一个执行问题。可沙钢为此多次主动与对方沟通，却只能碰壁而归，申请法院扣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遗憾的是，不少人并不认为扣船是一种司法行为，是市场规制通过法律程序起作用的必然选择。我们或许欠缺这样一种共识：只要法律允许，扣船既可以发生在国内，也应该可以在境外生效，不能说执法者是韩国的一个地方法院，就可以否认扣船的法治精神，就可以轻蔑法律尊严，更扯不上有损于国家脸面、同胞情谊。设想一下，如果沙钢申请查扣的是一艘外籍邮轮，我们会作何评价呢？保不定会大加赞赏：善与国际接轨，精于法律维权，做了一件为国人长脸的大事。

被扣邮轮上的中国游客没能一帆风顺，且由此产生一些利益损害，是另外一层法律关系应当解决的问题。旅游费交给了谁，谁就有责任保障旅游合同安全、如期兑现约定项目；因扣船所受的损失与伤害，都理当依法获得补偿。但诉求或“愤慨”的对象，不该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中的沙钢船务。

一言以蔽之，扣船事件不是负面案例，而是遵守市场规则的切实践行。说得多好都没用，向往市场经济，身处合同纠纷，就不能只有叶公好龙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