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警摔婴”事件的调查，应当从民警个体层面进入领导责任层面，重点追查“有案不立”背后的种种怪相。

备受关注的“民警摔婴”事件，进入了全面调查阶段。摔婴警察已被刑拘，林州市公安局局长和政委被停职，调查组已进驻并展开调查取证，将对案件背后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安阳市委表示，公安机关必须就摔婴事件道歉。

这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处理程序，近年来的一些执法恶性事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路数，完成对舆论监督的回应交代以及执法形象的自我修复。只不过在调查中，事实真相究竟能还原到什么程度，责任追究最终能到哪一层面，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又能恢复到几成，则往往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一起涉嫌民警犯罪的刑事案件，在经过长达31天的隐藏之后，终于在媒体曝光、舆论监督下，重归依法处理的轨道。接下来对摔婴民警的刑责追究，自然会按照舆论期待的逻辑发展下去，只是这种原本偶然性的正义救赎之路，传递给大众的乃是阴冷的心理暗示：执法者犯法，如何与庶民同罪呢？

要真正实现正义的归复，首先离不开对真相的全方位展示，任何细节上难以自圆其说，都可能引起公众对真相的连锁质疑。本案舆情发酵不到几日，便呈现出诸多疑虑。例如，原本应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是如何进入关禁闭15天的内部纪律处理程序的？事发当晚的报警记录缘何不见踪迹？两位出警民警的手机又为何均处于关机状态？从这些疑问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外界接触案件真相之难，似乎总有一道无形的墙阻隔在舆论监督前面。

对案件真相的调查，不仅要求调查主体能够身份中立，而且还应防止官方垄断信息资源，不向社会公开任何接近真相的信息渠道。由官方垄断真相调查，必然导致民众对官方结论“不信也得信”，这种缺乏信息选择权的强迫真相输送，最终只会导致公众反感，加深舆论的不信任鸿沟。本案中，所有的疑点已不光是指向摔婴警察的违法犯罪，而是指向公众心里的一个必须得到回答的诘问：在企图将一桩刑事案件抹平的官方行为背后，是否隐藏着渎职和包庇犯罪？

对“民警摔婴”事件的调查，应当从民警个体层面进入领导责任层面，重点追查“有案不立”背后的种种怪相。如果一味抱着闭门调查的思路，千方百计阻止信息外泄，进而将正义归复仅仅止步于涉案民警的定罪量刑，而对有关领导的法律责任避而不查，或继续延续以纪代刑的处理方式，那么这种处理的警示和反省效果就不可能太有效果。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