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黑名单不仅丝毫体现不出为民的理念，反倒是折射出司法与民众的隔阂。但愿这样的馊主意，只是法院行政管理中的个别失误，其他司法机关当引以为戒。

因对终审判决不满向最高院申诉，后又给重庆高院院长写信，辞职飞行员赵洪发现自己被法院列入“黑名单”，理由是“闹访”。创建黑名单，将当事人阻隔在司法大门之外，这在国内法院尚属首次。

当前，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加剧，司法面临较严重的上访形势，给法院的安全管理带来很大压力。这种背景下，重庆高院创建黑名单的初衷，或许有安全秩序上的考虑。但这种看似内部管理的措施，本质上却是置司法于不仁不义之地，明显违背了司法机关化解纠纷、运送正义的职责。

前些年，一些地方的政府机关戒备森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深受舆论诟病。这种将群众挡在门外的做法，给公众展现的就是一副旧社会的衙门形象，如何叫人对司法产生亲近感呢？或许有人忘记了法院的大门究竟为谁而开。司法机关存在的目的，就是定争止纷、为权利争执者提供救济渠道。既然如此，那些认为自己权益未得到有效保障的人，恰是国家司法的直接“消费者”，将他们拒之门外，岂不是要让法院停业歇菜？

以黑名单的方式将一些所谓“闹访者”拒之门外，严重说还是一种司法歧视。直接后果是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公民权利救济的不便。试想，法院固步自封地筑起“司法城堡”，将看不顺眼的当事人列为黑名单，摆出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样子，这样的司法能够成为公民权利的坚强堡垒吗？申诉上访当然会有非理性、不合理或情绪化的成分，这并不构成司法机关持有排斥态度的理由。相反，对于当事人的怨愤与不满，只有敞开胸襟予以接纳，通过充分的信息沟通和法律说理，才能有效化解。

司法的可接近，是正义实现的前提，也是民众评判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黑名单管理刻意强化了司法与民众的孤立，容易造成更多的公民权利诉求从司法程序中流失，转而寻求其他非法律、非理性的渠道。无论是重建司法信任，还是践行司法为民，都必须拆除法院管理者心中的那道“门”，以坦荡、宽容的胸怀去容纳各种诉求。这是司法为民的精神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应有的价值追求。

就在几天前，重庆高院钱锋院长给全市法官上党课，深刻阐释为民、务实、清廉是司法公信的重要评判标准，提出法院要信守为民的承诺，从细微处推进工作。以此衡量，创建黑名单不仅丝毫体现不出为民的理念，反倒是折射出司法与民众的隔阂。但愿这样的馊主意，只是法院行政管理中的个别失误。其他司法机关当引以为戒，切莫再犯类似有失法治水准的低级错误。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