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尚往来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家婚丧嫁娶，我家盖房上学，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往来，传递出感恩与互助。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人情消费越来越货币化，渐渐失去了淳朴的感情支撑。办事首先想到找熟人，看病要给医生塞红包，孩子上学要跑关系，甚至权力寻租也摆上桌面，不再是潜规则……人情消费泛滥成灾，挤压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

名目繁多的人情消费，体现着当下社会的浮躁，给人们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有数据显示，中国户均人情消费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达7.9%，收入水平最低的25%的城市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5.1%。

也许有人奇怪，为何人们一方面感叹人情淡漠，一方面又对人情消费趋之若鹜，甘愿为“情”所困？

从经济学角度讲，人情消费首先实现了风险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人情消费是小农经济留下的产物。即使在今天，人们大多生活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里，遇到红白喜事这样的大事，往往是一家一户无力解决的，这就需要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打包之后对其优化配置，把原本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的事务变成了一群人的事务，单个人的风险成本最小化，通过“随礼”支付或收取一定的费用，实现互助。其次，人情消费有储蓄的功能。别人办事时前去“随礼”，等于在别人那里存了一笔钱，当自己办事时别人往往会还以更多的人情，于是，人情在无数次的“亏欠”与“偿还”中，不断加深和延续。第三，人情消费还有融资的功能。当在种种外部条件的约束下，急需用钱的人们不能和金融服务对接时，正是通过置办酒席在短时间内获得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

人情消费还能以民间财富转移的形式，对收入进行再次分配。人情消费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资源转移和重新配置方式，由于每户家庭基本情况不同，婚丧嫁娶的数目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收入从举办酒席较少的家庭往举办酒席较多的家庭转移。

但由此得出人情消费能够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

从宏观上讲，产生人情消费的红白喜事会带来一系列 “仪式经济”开支，如宴席、烟酒、乐队等费用，这些都将增加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里的消费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产生了以各类仪式为服务对象的诸多盈利群体，如厨师、司仪等，这些人找到了就业机会，有了收入来源。但假设人们的收入相对固定，用于人情消费的份额多了，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必然减少，一些重要投资由于资金被挤占而被迫放弃，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里的投资项随之减少，人情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因此被削弱或抵消。

从微观上讲，人情消费对中低收入者造成的负担尤为沉重。一方面，随礼的数目的多少与关系亲疏有关，而与家庭收入没有直接关系，如此一来，中低收入者随礼数额越高，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就越大。另一方面，表面上看来上礼的同时也得到回礼，礼金有进有出，收支相抵差不了多少，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资源虚耗。比方说，张三结婚办酒席，李四和王二麻子出席送了礼金，为了收回成本，随后李四和王二麻子找机会也办了两次酒席，总体上看，是三人集资办了三场酒席，但是礼金中的大部分是被虚耗了的，人们收到的礼金绝对少于送出的礼金，差额的大部分用在置办酒席上。而酒席更会产生巨大浪费，总会剩下很多酒菜，这就造成有限的资源大量浪费。有数据显示，国人每桌酒席浪费的平均比例在20%-30%之间。

如此看来，人情消费的游戏，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又都是情非得已的玩家。尽管人情消费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但又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消费是一种计算投入产出的趋利行为，人情则是不计回报的情感投入。其实，人情消费中应该有更多的感情付出。人情消费中最重要的，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要维护好这种关系，不仅需要物质，更需要情感。与其在物质的来往中被人情关系累到身心俱惫，不如给感情的投入多一些空间，让人情回归人情，消费回归消费，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和继承，还原纯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