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的人治，其特征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控制模式。但我们往往忽略，为了扼制这种人治衍生的腐败，由下而上以民治官的反向线性控制又应运而生，我称其为“反向人治”。

江苏泰州发生的群众围堵官员豪宴事件，就是这样的现实标本。网上到处叫好，民间拍手称快，“人民群众的行动已经走到组织和纪检部门前面了”——成为顶得最高的热帖，折射出人们陶醉于“反向人治”之中。

当前，依法治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很多问题，特别是权力傲慢和腐败问题，总是坐等群众和网民捅了娄子，有关职能部门才开始介入，或被迫介入，应对腐败几乎都成了危机处理。

围堵式的短兵相接，如同战士闲置了佩带的盔甲、宝剑，而用肉身和拳头制敌。群众围堵豪宴，应该说是因官方逾越法治而起，以民间还“其人之治”而续。百姓“暗访”和“奋不顾身”，无疑说明监督机制的缺位，结果往往是至少一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法治的羞愧，不证明围堵方式天然合理合法。司法机构坚持公平正义都如此艰难，你能保证群众的即兴监督一定理性？且不说围堵就是因为群众与政府拆迁有过节，那些群众把接待中心各个包厢的菜品、烟酒及五粮液包装盒集中在一处拍摄的照片，无不带有激发民愤的主观放大，这与来自官方处于激情状态的人治一样，自然有偏离正轨的可能。

当年身陷水门事件的尼克松，并不是在群众的抗议声中服法的，他规避了与司法和民众的直接对抗，选择在法律面前低头。试想，如果法治成为官民共同的信仰，豪宴官员事先如果寻求预算法、审计法、监督法和公开制度的“关照”，就不会发生被堵危机，并将持续影响官民之间的互信。

我们应该在乎民意，但文明政治更应该信仰法治。法治是官民各自最好的保护层。权力能向法律低头，则官员不会向群众下跪。

□ 易国祥（武汉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