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昨天的一篇报道，列举了从前机构改革中的种种怪象，诸如改出一批吃财政饭的闲人（如满天飞的巡视员，不调研的调研员），少了正式工多了“临时工”，以“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行政审批明放暗收、小放大收等等。机关里吃闲饭的、长期做“临时工”的，什么时候没有？因此，此类怪象与其说由机构改革直接导致，不如说是当下日常行政的一般状态，但对已经推开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也不无警醒作用。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转变职能。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机构设置自然要作相应调整，附着于机构的人员也就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动，而最难办的就是这“人往哪里去”。

从历史上看，政府公务员在机构调整中一般是等待被安排的，鲜有如下岗工人那样自谋出路、二次创业的典型案例。这似乎已成一种传统，甚至是机构改革中公务员享有的一项权利，因为他们曾经“做出贡献”，现在又“做出牺牲”，所以“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们安排好”。职数少了、位子没了，头头脑脑却还都在，只好安排一些人去做巡视员、调研员。虽类于投闲置散，并无实职，亦无责任，可慰的是待遇一切照旧。

其实，这样的现象平日也很常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所在多有，可能只是在机构改革的当口更突出一些罢了。有的领导干部58岁“退居二线”，有的地方则规定50出头就须退出领导岗位，但离真正的退休还有两年或更长，这些人这些年就过着被财政供养且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无疑意味着财政负担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严重背离责权利统一的行政原则。至于没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遭受的心理震荡可能大些，但同样会被负责任地得到安排，而分流来分流去，总不出政府系统或政府掌控的领域。

基于以上分析，似乎有把握说，在机构改革中政府工作人员的流动重组，很可能只是一种内部循环，并且只会增加政府的运行成本而不是相反。但这不是机构改革的必然命运，而是长期行政惯性的必然结果。

又比如说“临时工”现象。政府若有临时性工作，雇用临时工是必要的，但临时工若在一个部门长期存在，则要么是编制定得不合理，要么是机构管理效能低，要么是部门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才显得人手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到位，仅仅是为行政改革的深化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机构改革搞了很多轮，但看上去人们的“官念”与往昔并无不同，公务员只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机构改革可能触及一些人的官位，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公务员的饭碗。既然饭碗还是铁做的，报考公务员热十几年来未见减退又有什么不能理解呢？但政府变革中的公务员，除了等待被安排，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有人说，“庙”没有了，“和尚”也得改行。问题是，做惯了和尚，念经、撞钟还可以，旁的却不会，或也不屑于干，要改行就难，更何况有些人一旦入得庙来，就笃定生是庙的人、死是庙的鬼？因此，最便当的出路是再造一个新庙，这样就又有人来给自己烧香磕头了。如果奉行自然淘汰，则既不用触及自己的灵魂，也不会触动别人的利益，但付出的代价是改革的成效打折扣，甚至改革的成果被吞噬。

抱定政府过紧日子、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决心，就必须大力改革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一朝当上公务员，便只能升不能降，只能进不能出，终身不复有生计之忧，此种十分特别的观念与现实，只会拖累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行政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