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公开数据恐会引起恐慌。”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认为，最好对社会进行区域性、综述性的信息公开。而超标数据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预警政府尽快对污染土壤做生物改良。

蒋副校长的话糙理不糙，就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单纯公开数据”确实有可能引起公众“恐慌”——土地很污染，数据很“难看”，治理很困难，公众必然很恐慌，行政部门很难堪。干脆说是“国家机密”，遮盖得严严实实，公众不知情，人心很“稳定”。以公众的视角，公开的恐慌与掩盖的危害谁更大？污染信息没有及时披露，公众懵懵然不知情，如果行政部门又治污不力，那么公众将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污染之害。至此，公开与不公开谁的危害更大已昭然若揭。

环境信息不公开，还制造了公开困境。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都必须公开。如果环境污染不属于涉及公民切身利益，那么还有什么信息算得上？对于环境信息不公开，许多专家也持质疑态度。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研所所长贾康日前表示，对于这一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应该充分作出警示，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不客气地说，“不公开这个行为，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土地质量有什么好保密的呢？这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信息公开除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尊重公众健康权之外，更是环境污染治理的现实需要。只有在民意的迫促下，环境问题才会得到社会和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为彻底治理打下基础。也只有广泛知情，发动公众的广泛参与，打一场环境污染治理的“人民战争”，才有可能大获全胜。以雾霾为例，问题被曝光之初，有关部门也颇为反感。经过一番争论、博弈之后，雾霾的监测终于走上正轨，虽然PM2.5的数据仍然很丑陋，照样向社会公布，也不见社会有什么“恐慌”。雾霾的危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治理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不是好事吗？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相关部门不愿意公开环境污染信息还可以理解，专家也替责任部门背书，似乎不太应该。

（连海平）